【黨史鉤沉】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高度重視科技事業。”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艱苦斗爭中，積極推動科技事業發展，形成了一條符合實際、獨具特色的科技發展之路，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堅持黨的領導，夯實科技事業發展的政治基礎

堅持黨的領導，是延安時期科技事業在艱難條件下起步、發展壯大并發揮重要作用的根本保證。這一時期，在黨的堅強領導和組織推動下，邊區的科技工作獲得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體制機制保障。

從戰略高度明確科技工作的地位。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經濟軍事封鎖，毛澤東和朱德等領導人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多次強調學習自然科學、發展科技事業的緊迫性與戰略意義。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的講話中指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朱德指出：“不論是要取得抗戰勝利，或者建國的成功，都有賴于科學。”任弼時指出：“建設需要經驗，需要科學知識。因此，當我們進入大城市后，要善于爭取和利用舊的技術干部，如工程師、技師、教員等，加以優待和改造”，同時“也要從工人青年和農民青年中培養可靠的技術干部作中堅骨干”。陳云提出“搶奪知識分子”口號，突出體現了黨對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和戰略遠見。中央領導集體對科學技術形成的廣泛共識，為邊區科技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建立健全科技工作的領導體制。為加強對科技事業的統籌與管理，黨在這一時期逐步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高度組織化的科技領導體制。1938年3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延安成立了中央軍委軍事工業局，統一領導軍事工業科研與生產。同時，成立延安自然科學院、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光華農場等科研與實踐機構，推動科技管理體制具體化、系統化。通過決議、條例等形式發展教育、吸引知識分子和獎勵科技發明等，使科技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在這一過程中，黨集中統一領導、多部門協調合作，聯合調查、研究和攻克技術難題的體制機制初步形成，確立了黨領導科技工作的基本原則與框架。

服務現實需求，強化科技事業發展的實踐導向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將推動科技事業發展作為領導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朱德曾強調，要“把科學與抗戰建國的大業密切結合起來，以科學方面的勝利來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黨和邊區政府始終將科技工作緊密圍繞根據地經濟建設和革命斗爭需要，集中有限資源、組織聯合攻關，在軍事工業、通信器材等領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撐。

在軍事工業方面，為保障軍隊武器裝備供應，黨領導各根據地克服設備簡陋、原料短缺和技術薄弱等困難，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體系。科技人員與工人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結合根據地實際開展軍事科技攻關。從最初的修械所、槍械局起步，逐步發展擴建為具有一定規模的兵工廠，力爭實現武器彈藥的自給自足。1940年，晉察冀根據地兵工廠通過“缸塔法”成功自制硫酸，并進一步制成硝酸、乙醚及硝化棉，最終試制出第一批無煙火藥。在制造彈殼方面，軍區工業部技術人員以含鋅的銅錢為原料，通過坩堝蒸餾去鋅、反射爐熔化去渣等工藝，于1943年秋成功生產出全自制的子彈，形成了一條利用邊區原料和土設備自主生產彈頭、彈殼和火藥的技術道路。根據地軍事科技的進步不僅推動了軍工部門的壯大，也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革命戰爭時期的軍需民用，顯著增強了軍事力量，有力支援了民主革命戰爭。

在通信器材方面，黨和邊區政府充分利用繳獲器材與自制零件，積極推動無線電通信技術的自主研發與普及應用。1938年，延安通信材料廠正式成立。在原材料緊缺、設備與圖紙不足的條件下，該廠通過反復試驗與工藝改進，先后成功研制出可變電容器、可變電阻、電鍵等多種關鍵元器件。為適應敵后游擊戰爭的需要，該廠先后裝配數百部由電池和手搖發電機供電的小型電臺、電話單機和總機。至1938年底，延安通信材料廠的元器件自給率達40％，兩年后達70％。1942年春，前線部隊繳獲一臺日軍新型手搖發電機，軍委三局迅速組織仿制任務。高兆慶等技術人員用鋼軌制成沖模，攻克矽鋼片制造難關，成功仿制日式小型手搖發電機。與此同時，邊區政府通過舉辦無線電訓練班、成立通信學校、爭取國際友人援助等多種形式，培養出一批政治堅定、技術扎實的通信專業人才。國際友人林邁可不僅幫助根據地改進和組裝無線電設備，還為根據地培訓大量技術人員，甚至多次冒險將急需的技術物資送入根據地。到抗戰中后期，邊區基本建成覆蓋黨中央、各根據地與前線部隊的無線電通信網絡，確保了政令軍令高效暢通，為抗戰勝利提供了重要通信保障。

注重人才為本，激發科技事業發展的主體力量

科技人才是科技事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和能動主體。延安時期，我們黨在極端艱苦的物質條件下，以長遠眼光高度重視科技人才隊伍建設。通過多渠道吸納、多形式培養、多舉措激勵，逐步造就了一支又紅又專的科技隊伍，為邊區生產建設和革命事業奠定了堅實根基。

廣泛吸納知識分子。1939年，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明確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陳云強調：“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中央軍委關于兵工建設的指示》進一步提出，“應注意收集專家給以負責工作，如廠長、所長等，依延安經驗，應以新來的精通技術干部為廠長”。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大批滿懷報國熱情的理工專家和技術人員從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據地，涌現出如化工專家錢志道、李蘇，兵工專家劉鼎、吳運鐸，機械工程專家沈鴻，冶金工程技術專家陸達等杰出代表。他們以專業學識和創新成果有力支撐了革命事業發展。

系統培養科技人才。黨立足根據地實際需求和人才成長規律，逐步建立起系統化、多層次的科技教育體系。先后創辦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醫科大學及多所中等科技學校。其中，延安自然科學院作為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開展自然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專門機構，既注重數理化基礎理論教學，又緊密結合邊區生產建設需要開設實用技術課程，探索出理論聯系實際的人才培養路徑。此外，黨還支持創辦研究機構，開展科學研究和實踐推廣。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通過舉辦年會、組織學術報告、開展科學調查、撰寫科普文章等形式，促進科技交流與知識傳播。各類技術展覽會的舉辦，不僅展示了生產建設成果，也對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產品質量、推動技術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大力激勵人才創新。盡管物資極度匱乏，邊區政府仍通過制度保障與政策傾斜，努力改善科技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提出“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將專門人才分為甲、乙、丙三類，詳細規定了津貼、伙食、住房、衣物、書報及公務配備等待遇標準，體現出對技術人才的尊重與切實照顧。與此同時，黨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精神上積極鼓勵科技人員。毛澤東多次接見和慰問技術干部，強調：“沒有技術的政治是空的……沒有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作，就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建設新中國。”我們黨還通過樹立典型發揮示范引領作用，例如《解放日報》對農具廠化鐵工人趙占魁、模范工程師沈鴻等先進事跡進行廣泛宣傳，推動形成重視技術、鼓勵創新的風氣。這些舉措有效增強了科技人員的使命感、責任感和創造熱情。

踐行科技為民，彰顯科技事業發展的人民底色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科技事業，自誕生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人民、自覺服務于人民。延安時期的科技實踐，不僅是應對戰時困境的現實選擇，更是我們黨踐行群眾路線、貫徹科技為民價值導向的生動體現。無論是支援前線作戰，還是推動經濟建設與民生改善，這一時期的科技工作始終緊扣人民群眾的迫切需求，將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創造性地運用于科技領域，深刻詮釋了黨的根本宗旨和科技事業的人民立場。

科技成果廣泛惠及邊區民生。在邊區政府的積極引導與科技政策的有力推動下，科技人員致力于解決民生領域的實際問題，提出并指導推廣了興修水利、農具改良、防治病蟲害、增施肥料等一系列農業新技術。從植物油中提煉煤油，用硅酸鹽制造硫酸和炸藥、汽油的代用品等創新既推動了生產，也便利了群眾生活。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邊區已初步建立起涵蓋紡織、兵工、造紙、煉鐵、機器制造、被服、制革、肥皂、火柴、制鞋、玻璃及基本化學工業的生產體系，極大地促進了邊區的工農業生產，改善了邊區人民的生活水平。

高度重視提升群眾科學素養。黨中央積極推動科學大眾化，通過多種渠道普及科學知識。延安出版《科學季刊》《科學小報》等科普雜志，《解放日報》設有《科學園地》等副刊以及《自然界》《問答》等欄目，持續刊登涵蓋農業生產、衛生防疫、自然現象等領域的科普文章。邊區科技工作者在幫助邊區解決工農業生產問題的同時，也積極通過科普報告會、講座、醫療隊下鄉等形式，宣傳和普及科學、生活和衛生知識。自然科學研究會等科技團體積極組織科技人員舉辦科普講座和展覽，編寫通俗易懂的科普讀物，向干部與群眾傳播科學思想與方法，推動農民掌握科學種植技術，引導群眾信醫不信巫，逐漸破除封建迷信。這些舉措不僅服務了現實生產生活，也促進了民眾思想覺醒與社會文明進步。

弘揚聯系實際、服務群眾的優良學風。延安科技工作者秉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深入基層、貼近現實，使科研課題真正來源于群眾需求，成果切實服務于人民生活。例如，華壽俊與王仕珍利用陜北地區常見的馬蘭草成功研制造紙技術，有效緩解了紙張緊缺問題。1939年冬，樂天宇帶隊對邊區森林開展系統考察，采集標本兩千余份，并撰寫《陜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報告》，為南泥灣的開發提供了關鍵的科學依據，為八路軍三五九旅的屯墾以及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奠定了基礎。這些實踐既解決了當時的實際困難，也鍛造了一支兼具群眾觀念和實踐能力的科技隊伍，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積淀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何兵兵 周利生，分別系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江西師范大學分中心研究員、江西省委黨校〔江西行政學院〕副教授，江西師范大學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