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創新，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5月18日—20日，以“創新能力與國際合作”為主題的“20國智庫論壇”在德國柏林舉行。來自美國、法國、中國、巴西等20國的智庫代表百余人參加論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參會并發言，既直言當前全球創新的“結構性梗阻”之困，又前瞻中國在全球創新中的巨大潛力，倡導實現從國家創新體系到全球創新體系的突破與轉變。5月22日，以“氣候金融”為主題的千人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王文再次與會并發言。

多次參與世界智庫聚會，王文對全球智庫交融激蕩中的中國智庫角色有了更深體認。本版特刊發其在“20國智庫論壇”上的發言及作者手記，期待更多中國智庫站上世界舞臺，發出“中國聲音”。

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經濟發展呼喚全球創新體系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給各國政府帶來了沉重壓力。歷史經驗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創新突破和科技革命。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均提高了創新的戰略地位，希望借此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加就業崗位，促使國家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整體競爭力、走出經濟危機。為此，世界各國的研發投入不減反增，不斷加強科研基礎設施建設，并給予多項優惠政策，使創新成為重要的國家戰略。

正如世界各國期望的那樣，創新可以推動世界經濟從危機中恢復增長并且更具包容性。2008年之后，全球經濟一直處于艱難復蘇之中，一方面，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仍無法實現實質性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2015年日本經濟實際增長率僅為0.6%，比去年的預測值下降0.2%；歐元區在2015年陷入通縮困境的概率為30%左右，陷入衰退的概率接近40%。歐元區南方國家歐債后遺癥嚴重，每個地區的潛在增長低迷，拖累了歐洲經濟復蘇；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增長壓力較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新興市場2014年經濟增長預期0.2個百分點至4.4%，下調2015年增長預期0.2個百分點至4.0%，但維持中國2014年GDP增長預期在7.4%不變。

如何化解世界經濟增長疲態？一是通過世界再平衡收斂相關經濟體的投資儲蓄缺口，例如美國提高儲蓄率，中國提高消費率；二是通過技術創新，找到像互聯網這樣可以帶來革命性突破的技術，推動世界經濟恢復增長。

中國成為全球創新潛力最大國家

目前，世界經濟的最重要特征是通過跨國公司實現了全球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生產過程的特點，是圍繞產品標準在全球配置資源，形成標準控制下的產品生產與組合。在這一生產架構中，標準和游戲規則的制定掌握在極少數國家手中，大多數生產者只是扮演落實這些標準的角色。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通過日趨復雜化的“交叉授權”形成了龐大的共享“專利池”，又從“專利池”中塑造出許多不斷升級的標準體系，進而對標準本身進行專利化，以無形的知識產權鏈條控制了有形的全球化研發、生產和銷售過程。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草案）》，知識產權的效力范圍會隨著保護對象的位移而擴張，隨“嵌入”到產品中的零部件而自動把權利“嵌入”到使用國，于是，擁有較大“知識產權集群”的國家實際上可通過修改國內法律法規影響別國利益格局。西方國家不愿放棄知識產權法權，并通過這種法權壓制新興國家的創新，導致全球創新體系進入了“結構性梗阻”狀態。

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遠程制造成為現實，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但沒能獲得相應的利潤。以生產蘋果手機為例，每生產一部手機，中國從中拿到的利潤大約為7美元，絕大部分利潤都被美國公司拿走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跨國公司控制了產品的核心標準，并把這些標準申請為專利，利用強大的全球信息網絡，把研發、生產過程全部模塊化，外包到全球各個角落。

隨著中國內需的擴大，設計能力正逐漸向中國轉移。2010年10月11日，湯姆森路透集團在題為《專利在中國Ⅱ：中國創新活動的現狀與未來》的研究報告中指出，2003—2009年間，中國的專利總量年增長率為26.1%，而美國的年增長率只有5.5%；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示，2011年中國約提出52.6萬件專利申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專利申請國。

眾所周知，只有當參與研發的社會資源基數巨大并形成社會上最重要的產業時，才能產生穩定而連續的技術進步流，才能支撐起真正的創新型國家。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且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內需市場，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擁有更大的創新原動力。

當前，世界各國的競爭焦點集中于“標準掌握在誰手里”這一問題上。中國發展面臨的最大課題——產業升級，其主要含義并非只是從落后工藝升級至先進工藝，更是要掌握標準的制定權。然而，制定新標準卻絕非把既有環節重新排列組合，而是要依靠自身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對西方知識產權話語權形成挑戰。為此，需要世界構建更加和諧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

從國家創新體系到全球創新體系

全球化時代，創新要素加速流動，創新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優化配置。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不再局限于自身有多少人才、專利或其他要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并為己所用。

當前，世界知識產權體系仍由歐盟、美國、日本等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主導，廣大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等，盡管日益成為創新主體，卻仍處于被支配地位。為此，需思考如何從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發展為建立全球創新體系。

僅靠一國之力，難以突破全球“創新梗阻”。為此，必須建立全球創新體系，使創新主體、創新基礎設施、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相互支持，共促發展。首先，要搭建好全球創新環境和創新基礎設施。只有以二者為基礎，才能培育出全球重大創新，形成需求、研發、生產、消費的完整的全球創新體系，并為之創建包括中介服務、金融服務、產權保護、政治環境、社會文化氛圍在內的服務體系；其次，必須站在全球角度構建新的標準，而不是把一國標準推廣到國際市場。

在新的全球創新體系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肩負人類重大創新使命，也共同制定產品標準，從而使產品利潤的全球分配更加合理，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為促進這一體系的建立，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設立全球創新項目庫，開展全球合作。各國政府應協商建立全球創新項目庫，制定統一的科技合作協定，并在這些協議下執行科技合作項目，使相關國家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參與其中。這種官方合作方式，解決的往往是全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

創建有利于全球創新合作的良好環境。跨國公司對整個產品價值鏈的掌控能力較強，阻斷了知識的國家化及人員的國際化，常通過收購來消滅對手。為此，必須打破跨國公司的這種掌控能力；同時要協調各國的財政稅收政策、改進新技術的傳播渠道，創造有利于全球創新的環境。

創建有益于全球創新合作的基礎設施。構建完善的全球創新合作金融支持體系，保證相關創新項目有充足的資金支持；鼓勵企業和個人投資，明確知識產權保護；鼓勵在新技術推廣中創新商業模式，促進技術的商業轉化過程；修改知識產權保護、技術標準、WTO政府采購協議、TRIPS協議、全球氣候變化公約等國際規制，使當前的全球規則促進全球創新體系的構建和發展。

中國應在全球創新體系建設中積極發揮作用

當前的國際知識產權體系并不利于中國的創新。在此形勢下，中國在全球創新體系建設中應積極發揮作用，成為開放性全球創新體系的有力支持者，和各國攜手構建最具合作力的全球創新體系。

首先，在G20會議上，積極倡導成立I20（Innovation 20）。根據人類發展需求，共同成立重大創新庫及創新基金，為人類的重大創新集中力量破除障礙，實現全球經濟增長。

近年來，中國已與美國啟動“中美能效行動計劃”，與歐盟啟動了“中歐科技伙伴合作計劃”，與日本啟動了“氣候變化科技合作共同研究項目”，與韓國啟動了“中韓聯合研究計劃”等；在未來，中國要繼續鞏固和加強政府間國際科技合作力度，特別是要將國家主要科技計劃、重大科技專項中的重點國際合作項目納入雙邊、多邊政府科技合作協議，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提升創新合作的層次和質量。

其次，中國應倡導成立國家知識產權軋差交易市場。美國商務部2012年4月11日發布的《知識產權與美國經濟》報告稱，2009年美國企業（含海外美資控制企業）專利許可與牌照費收入為898億美元，支出僅為252億美元。由于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強勢，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專利很難轉變為收入。因此，中國應積極倡議建立國家知識產權軋差交易市場，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權公平交易。

再次，積極承接跨國公司研發的國際轉移。針對跨國公司不斷增加在華研發投資卻嚴格控制其技術的狀況，中國應采取如下措施：加強對跨國公司研發活動的宏觀引導，根據國內發展需求，對跨國公司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創新采取不同政策；建立吸引跨國公司人才回流的機制，以優厚條件吸引掌握重要技術的人才回流到國內企業，帶來先進技術和研發管理經驗；贏得與跨國公司合作創新中的主導權，通過積極談判，達到完全占有知識產權或占有一部分知識產權的目標。

最后，積極推動科技型企業“走出去”。由于不熟悉國外情況，不少科技型中小企業對“走出去”心存顧慮。中國要大力推動科技園“走出去”，在國外搭建為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平臺，幫助企業提高創新能力，切實增強我國科技型企業競爭力。

作者手記

中國智庫，為全球治理擔起更多責任

在巴黎，我感到有些孤單。聯合國、世界銀行高層領導均參加的巴黎“氣候金融日”大會，能容納1300人的會場座無虛席，我卻看不到一張除我之外的中國面孔。我被安排在最后一組最后一位主旨發言，闡釋中國在促進發展與追求低碳方面的努力，直言歐美需要在氣候金融上獲得中國支持，我的發言得到了多位學者及氣候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認同。

在柏林，來自二十國的百余名智庫代表就目前創新困境、新技術轉移、國際公共政策的障礙等議題討論了三天，形成國際共識后，遞交給今年G20峰會的土耳其秘書處，最終有可能融入二十國領導人共識，形成全球認可的國際規范。我在開幕式上作了主旨發言。可惜，在與中國利益相悖的議題爭論上，我顯得形單影只。

我曾幾次問會議主辦方，為何不多邀請中國代表？總結起來，原因大體有三：一是中國學者不易請；二是在全球治理領域，擅長并感興趣的中國智庫學者仍然較少；三是主辦方擔心中國學者會表達與會議主旨完全相悖的看法。

我咀嚼著這三個理由，有一定道理，卻未必都對。中國智庫學者總體上非常愿意與世界交流，但可能由于英語能力、國際表達方式等方面的欠缺，在多邊思想交流場合容易“失語”或顯得格格不入。因此，雖然中國不乏非常優秀的智庫專家，但中國智庫總體上仍缺乏與國際社會足夠的、頻繁的思想交流。

世界正在進入全球治理時代。雙邊國家競爭與博弈固然重要，但體現一國綜合實力的關鍵，不只是經濟、軍事實力的超越，更是在全球治理層面的思想貢獻與規劃設計。在布魯塞爾、巴黎、倫敦、羅馬等城市，幾乎每周都有與全球治理相關的大型國際性論壇。中國智庫不應只重視達沃斯論壇、香格里拉安全對話等幾個享譽全球的國際多邊思想交流平臺，還應到更多的國際平臺上頻繁發聲。在中國進入“智庫時代”的今天，中國智庫在國際參與和全球思想貢獻方面有待真正崛起。這是值得政府、社會、智庫機構、智庫學者共同探討的大課題。

（本文系作者在“20國智庫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發言，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