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
王小林
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回望過去，“十三五”期間，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消除絕對貧困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舉全國之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創造了超大規模國家消除絕對貧困的世界奇跡；“十四五”期間，持續推進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有效銜接鄉村全面振興。到了“十五五”時期，鞏固拓展優勢、破除瓶頸制約、補強短板弱項，將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在不確定性中穩定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十五五”期間，國際貿易壁壘、地緣政治和人工智能可能對高質量充分就業帶來挑戰。健全就業促進機制、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推進的優先任務。為此需要加強產業與就業協同，提升兩者韌性：一是推動產業與就業數據平臺共享，減少信息不對稱；二是統籌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協同增強抗風險能力；三是促進科技、產業與就業創新協同，在人工智能、具身機器人等技術出現顛覆性創新的背景下，加強與之伴生的新就業機會培訓。強化短期技能培訓與就業服務，為求職者提升就業能力并創造機會。我國學歷職業技術教育通過產教融合取得顯著成效，特別是面向貧困家庭“兩后生”的職業教育，基本實現一人就業、全家增收脫貧。不過，面對市場需求的千變萬化，以及消費者體驗的不斷迭代，消費新主流正在涌現，而學歷職業技術教育的專業設置往往滯后于市場需求。這就亟需普及3個月以內的短期技能培訓，助力勞動力靈活轉崗，不斷提升職業技能。
以提高居民收入為導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公平性，是維護社會公平的基礎。在市場交換基本原則下，勞動者通過勞動獲得報酬，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前提是市場價格機制不被扭曲。隨著平臺經濟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之一，平臺對勞動時間和報酬的決定權已成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環節。既要充分肯定平臺創造的就業價值，也要防范“算法管人”的問題。“十五五”期間應在重點行業探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鼓勵平臺公司率先開展改革，在公司薪酬分配中體現共同富裕價值取向。創新資產財富積累制度，拓展民生改善新路徑。數據資產成為各行各業的新型資產，生態資產成為脫貧地區的重要財富來源，算力設施也為西部地區增加了新資產積累。針對這些新資產，在資產積累、資產運營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加快制度創新，推動新資產成為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新渠道，有利于優化居民收入結構。同時，在產業發展、就業支持和要素配置等方面完善制度設計，持續創造有利于低收入群體增收的環境，夯實共同富裕進程中的民生基礎和社會公平底線。
以智能時代變革為導向不斷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堅持長期主義，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持續快速發展的寶貴經驗。通過農村改革、工業化、城鎮化和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等，中國逐漸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前，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前沿技術和顛覆性變革促使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涌現。這一進程要求人力資本全面升級：不僅需要創新型人才，還需具備與智能機器協同的新產業工人。新產業工人不僅涉及智能制造，還將大量創造新的消費場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極其重要。原始創新要求夯實基礎教育，智能驅動與人機協同則要求提升人的社會情感技能和跨學科融合技能。為此，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均需作出系統調整和升級。“十五五”時期將成為我國教育范式和科研范式變革的關鍵階段，其中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工智能對課堂教學和知識傳授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人工智能驅動科研范式發生深刻變革。教育和科研的主動變革，將更好地服務于智能時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在醫療大數據支持下持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十五五”期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有望達到80歲，這不僅是令人振奮的民生進展，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一種體現。民生的持續改善不僅體現為人們可以更加長壽，更體現為社會包容性增強、心理健康改善以及個體生命對世界的體驗更加豐富。這些正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重要指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過去十年，中國通過改善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條件、加強醫療健康保障、實施分類救治和提升公共衛生能力等政策舉措，構建了包容性醫療健康制度，實現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基本醫療有保障等“兩不愁三保障”目標。“十五五”期間，人民對醫療健康的需求進一步提高。醫保跨省結算可為跨省流動人口及自愿異地就醫者提供便利。個人醫療數據的確權與跨醫院、跨地區數據共享將成為健康中國戰略的核心改革內容之一。此外，健全醫療、醫保、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機制，推進分級診療、慢病管理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以及健康養老事業發展，也將成為重要建設任務。
以縣域為基本單元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共同富裕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是公共服務的區域與城鄉差距。加強區域和縣域間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動態監測，完善“監測—提供—評價”體系，有助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針對特殊類型地區實施公共服務薄弱縣提升工程，可在短期內縮小區域差距。應優化中央財政支出結構，強化財力均衡性轉移支付，加大對革命老區、牧區縣、陸地邊境縣、民族縣等薄弱地區的資金傾斜，縮小其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推廣基本公共服務“一張圖”“一網通辦”等數字化實踐，推動公共服務流程再造和用戶體驗提升。
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面對發展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堅持人民至上、高質量發展，不斷推進體制機制創新與技術進步，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也將為全球共享繁榮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作者是復旦大學六次產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繁榮，正在被重新定義
【澳大利亞】鮑韶山
最近召開的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十五五”規劃的建議，其中釋放出的清晰信號之一，就是中國下一階段發展的關鍵不僅在于經濟增長速度，還在于如何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有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表述，表明中國對于加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與平衡變得更加重視，力求將經濟活力與社會包容、生態平衡等融為一體。
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暢通社會流動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健康中國……建議中這些優先事項展現出一種有關國家發展進步的整體性理念。在此視角之下，經濟并非只是一個關乎利潤和生產的獨立系統，而是與其他領域相互依存形成網絡，通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將家庭、企業與國家聯系起來。
過去40多年來，從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規模擴展，到城鎮化進程和技術升級等，中國經濟呈現出“投資驅動”特征。這種模式創造巨大生產能力，幫助數億人擺脫貧困，并造就了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隨著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重點不再只是如何實現量的增長，還要兼顧質的提升，以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等原則推動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循環通暢。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看，這意味著要增強政府公共投資的催化劑作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和綠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投資不僅僅是福利支出，還能增強經濟韌性和適應能力，有助于擴大家庭消費的“有效需求”基礎。這種路徑可用“基礎經濟”邏輯來解釋。也就是說，保障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域（比如醫療、住房、能源、交通和數字連接等）構成社會凝聚力和長期生產力的基石。投資這些基礎領域，可以對沖市場體系潛在的無序和失衡效應。
就此而言，熱力學中的“熵”（系統混亂程度，代表無序）和“負熵”（即熵減少，代表有序）概念提供了非常貼切的比喻：如果任由市場放任發展，可能帶來混亂和無序，比如投機性泡沫、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分化和生態環境惡化等；而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則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負熵”作用，它們促進各方面平衡、降低不確定性并維持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充沛的條件。
因此，中國提出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可被視為對提升國家“負熵”能力的強調。推進普惠、公平、健全的醫療、教育、住房以及社會保障體系，可在民生層面確保個體和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實現蓬勃發展。這種理念與中國的哲學傳統相呼應。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善治往往意味著在一個充滿活力的復雜體系內實現和諧與平衡。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就是這種理念在現代的一種制度化體現，也是國家借以調節和維持經濟社會循環平衡與公正的一種途徑。
“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出暢通社會流動渠道。持續投資于職業教育和終身學習，推動數字包容以及城鄉融合等，對于暢通社會流動渠道至關重要。在這方面，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再次成為關鍵機制。強大的公共教育體系可以彌補部分群體的先天劣勢；完善的住房供給制度可以更好地承接和轉化新型城鎮化的成果；現代化的醫療保障體系可以減少對疾病的恐懼，增強家庭消費的底氣；社會保障體系的擴展則能確保民眾更加自信地參與到充滿活力、不斷創新的經濟活動中。
長期以來，中國通過政策性銀行、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平臺等對投融資活動加以引導，這為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產能發展等帶來關鍵驅動力。接下來，這一卓有成效的方式應被引入事關發展的社會和基礎領域。
中國對于投資的邏輯正在變得更加完善。在一個日趨成熟的經濟體中，新的幾何效應來自進一步強化人力和社會資本，而非僅僅在于有形資本的積累，雖然后者依然重要而且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醫療保障體系、數字教育平臺和社區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投資，將在生產力、創新和穩定性等方面帶來回報。
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引導作用，中國金融體系擁有獨特優勢，能以西方一些過度依賴市場的金融模式難以復制的方式，將長期性投資引入這些能夠提升“負熵”能力或者說有助于經濟社會發展更加有序、平衡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發展為“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供了生動實踐。
除此之外，“十五五”規劃建議中還提到加快建設健康中國，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這是因為，加大健康、養老和生殖健康等領域投資，不僅能夠展現人文關懷，還能有效提升經濟效率。“健康經濟”，包括預防醫學、“積極老齡化”、醫療技術和健康服務等，將會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前沿領域。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人口形勢也能提升創新性和適應性，有助于夯實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
綜上所述，中國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過程中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還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即構建一種超越增長與福利簡單二分法的21世紀新發展邏輯，通過提升“負熵”能力，促進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更加有序、更加平衡。
放眼未來，中國在不斷提升科技創新與應用能力并將數字智能更大程度融入國家治理和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還要確保這些工具服務于民生改善，比如提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與包容性。下個十年，公共數字基礎設施或許會像過去十年高速公路和輸電網絡一樣重要。
從這個角度看，以“十五五”規劃為新的標志，中國在理念與實踐層面更加重視發展的整體性和全面性，通過將經濟活力與社會公平、生態穩定等加以融合和協調，中國正在重新定義“繁榮”，不是僅僅將其視為財富積累過程，而是可持續、整體性的繁榮。經濟社會發展的衡量標準，不再只是GDP增長，還在于民生保障與改善以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在于每個公民都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者是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