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部分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刻意強化“歷史性新高”的敘事，將中國順差與“傾銷”“產能過剩”等虛假標簽捆綁在一起，試圖把一個經濟現象解釋為地緣政治風險，把正常的國際分工歪曲為結構性威脅。這是對中國發展模式和全球分工格局的誤讀，折射出不理性的焦慮與偏見。

正確理解中國順差，需要回到經濟規律本身，正視國際分工合作規律。順差不是“擠壓”，中國的順差是各國合作共贏的發展結果。中國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全球生產、在華組裝、面向世界”的一環，一件標注“中國產”的產品，往往含有歐美的設計、日韓的零部件、來自全球各國的原材料。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25年前11個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中國外貿總值的29.3%，與全球分工合作密切相關的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8.8%。在電子產品、汽車等全球化程度高的領域這一比例更高，意味著中國的順差也帶動了其他國家的生產和服務。

進出口雙方都從貿易中獲益，這是國際貿易能否發生的基本要求。順差的產生遵循了經濟規律，而一些西方媒體選擇性忽視，缺乏對歷史和規律的理性理解。從歷史看，每一個時期都會出現順差大國。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各國立足自身優勢，開展國際分工合作。隨后，英國、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制造強國遵循了這一經濟規律，成為全球主要制成品出口國，也是順差主要來源國。從現實看，中國的順差來自中國生產制造能力的提升，這也是跨國公司的理性選擇。實際上，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存在逆差，在農產品、礦產品方面也都是進口大于出口。順差數字背后，是一個高度交織的全球產業網絡，而不是某一國家單方面“壓縮他人空間”的零和游戲。

中國出口的韌性，源于貿易伙伴在全球市場不確定性中，將其視為更穩定、更可靠的選擇。一些西方輿論對中國順差表現出的強烈不適，很大程度上并非對“順差”本身的擔憂，而是對“誰在順差”的不適應。他們可以接受少數發達國家長期享受國際分工合作紅利，卻不愿意承認一個發展中大國通過自身努力贏得的比較優勢，也不愿意面對自身產業空心化、金融過度擴張、社會撕裂等結構性問題的現實。于是，順差不再被視為全球分工某一階段的自然結果，而被塑造成一個“威脅符號”。

中國的順差并不為中國“獨享”，事實上也造福了世界。從創新看，完備的工業體系、極高的供應鏈協同效率，使全球創新主體可以在中國快速完成從創意、設計到樣機、中試和量產的全流程銜接。從產業看，在地緣政治緊張等多重不確定背景下，以中國為關鍵節點的產業鏈供應鏈維持了較強韌性和恢復能力，保障了全球醫藥物資、基礎消費品、關鍵中間品的持續供應，減輕了全球范圍的供給沖擊。從消費看，大量中國制造的日用消費品、家電產品和電子設備，以較高質量和可承受價格進入各國千家萬戶，提高了全球中低收入群體的實際購買力，緩沖了近年來多輪通脹沖擊。

作為國際貿易的參與者和多邊規則的積極踐行者，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但我們也不能主動去干預市場選擇、阻礙出口。有效促進供需平衡，需要國際社會各方尊重多邊規則、遵守國際承諾，減少包括關稅和行政干預在內的各項國際貿易成本，為資源的有效配置創造良好環境。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核心要義之一正是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也正在加速成長為“世界市場”。這一進程本身，就是對全球總需求的重大提振，為各國企業提供了增長動能。

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是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化的映照，而不是威脅世界的陰影。順差本身不決定世界走向，決定世界走向的是人們如何理解順差、如何面對相互依賴、如何在結構變化中選擇進一步深化合作。圍繞中國順差的爭論，實際上是圍繞經濟全球化的事實與價值判斷之爭。只要能夠回到經濟規律本身，尊重比較優勢和市場邏輯，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方式共同應對失衡，中國今天的順差，就完全可以成為推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迷、邁向更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