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了3%，GDP總量達到121萬億元以上，換算成美元超過18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達18%以上，穩居世界第二位。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增長5%左右，這一目標既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又在質的有效提升的基礎上切實體現了量的合理增長。

確定合理增長目標的必要性

《政府工作報告》確立的5%左右增長目標與“十四五”及2035年中長期增長目標相契合，符合宏觀經濟其他目標之間均衡的要求，具有歷史依據。所以，這個增長目標是一個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的合理增長目標。

這個增長目標符合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目標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對經濟發展未來的目標作出了系統明確的規劃。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際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就已經提出了一些原則、任務、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作說明時指出，“建議稿對‘十四五’和到2035年經濟發展目標采取了以定性表述為主、蘊含定量的方式。編制規劃《綱要》時可以在認真測算基礎上提出相應的量化目標”。未來5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實施“十四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僅有著年度意義，而且起著非常重要的開局起步的示范引領作用。這個目標設定得合不合理，要看它是否和中長期發展目標一致。無論是從穩健跨越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發展目標來說，還是從2035年實現GDP總量翻一番、人均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個戰略目標而言，中國經濟的合理區間就是要盡快回到5%，甚至5%以上的增長速度上。

這個增長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目標相協調。5%左右的增長目標之所以合理，不僅在于它對未來目標的契合，還在于它與當下其他宏觀經濟目標的協調。就業目標是宏觀經濟幾大目標體系中很重要的目標。根據奧肯定律，實際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變動之間反向相關：經濟增長率越高，失業率就越低。按照中國這些年的經驗，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帶動新增200多萬個就業崗位。今年需要新增約1200萬個就業崗位，使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的政策目標水平上。實現失業率的控制目標，就要求經濟增長達到5%的水平。所以這個經濟增長目標和中國今年宏觀經濟其他目標，尤其是控制失業率的目標是協調的。

這個增長目標具有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依據。所謂合理增長區間還有一個條件，這個增長目標需要有歷史依據。也就是說，5%左右的增長目標有中長期發展目標的要求，同時也是可能達到的。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新時代10年平均經濟增長6.7%，最近5年平均增長5.2%，最近3年平均增長4.7%。在這一歷史基礎上，提出5%左右的增長目標是有歷史根據的。

實現增長目標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實現這個增長目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遇到很多變化，包括國際關系、技術革命等給經濟格局帶來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為我們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之后特別強調，“我們最大的機遇就是自身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也要重視各種風險和挑戰，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我們自己的發展壯大為我們贏得了機會，這個機會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機遇。

從歷史趨勢上看，我們同樣也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的十八大結束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從經濟發展角度指出了很多新變化，將其總結為“經濟新常態”，特別告誡我們要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這些國際國內發展形勢的變化，給我們帶來的挑戰和可能的困擾，習近平總書記都作了深刻剖析。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特別提到，“只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才能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國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勝利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

我們對面臨挑戰的嚴峻性要有充分認識，只有應對好挑戰才能真正把握住機遇。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機遇和挑戰內涵發生的變化，“機遇更具有戰略性、可塑性，挑戰更具有復雜性、全局性”。所謂“戰略性”，就是趨勢性，總體方向肯定是有這個機遇，但是過程可能是波折的。所謂“可塑性”就是有彈性，不是很確定的，早晚有一天能夠實現現代化，但是什么時間實現、以什么方式實現、實現過程中會遇到哪些特別的麻煩，這些都是不確定的。這里所謂挑戰的“復雜性”是指會有更加復雜和尖銳的矛盾，挑戰的“全局性”是指風險是系統性的，不是碎片化的。總而言之，挑戰前所未有，應對好了機遇也前所未有。黨的二十大報告沒有再提我們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而是講我們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真正使中國經濟抓住機遇穩健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壓力非常大。需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實現增長目標需要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于我國未來15年可能的平均增長率，很多學者都用不同的方法做過相關的分析和測算。從目前的測算看，大部分的測算結果，假定結構不變、政策不變、發展方式不變，沿著這個方式往下走，我國未來15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會低于實現GDP總量翻一番所要求的4.7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改變發展方式，從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沒有動能變革，恐怕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很難實現。

新動能的增長。實現5%左右增長目標關鍵在于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高質量發展要求，在宏觀上必須是供求均衡的發展，以高質量供給創造需求，以市場有效需求牽引供給；在微觀上必須是高效率的發展，以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主要動能；在結構上必須是協調的發展，城鄉間、產業間、區域間提高協調性，克服“二元性”；在國內與國際雙循環的關系上必須是相互促進高水平的開放同時確保安全的發展，產業鏈水平不斷提高；在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上必須是相互統一的發展，推進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升級，穩定經濟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要以構建新發展格局為基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目的在于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戰略立足點在于培育內需體系，戰略方向在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支撐在于創新驅動，戰略前提在于高水平的開放。

約束條件的變化。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作出“雙碳”承諾，即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時間比發達國家平均的70年用時縮短了50%多。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中國2021年碳排放量數據是105億噸，占全球30%，排世界第一位。減少碳排放，面臨的壓力很大。首先碳排放和GDP高度相關，相關系數大概是0.6以上；和經濟結構高度相關，相關系數0.7以上；和城市化高度相關，世界碳排放70%來自城市，中國是80%來自城市，而且中國的城鎮化還在加速；和資源稟賦相關，煤炭是我國的基礎能源，減碳是有難度的；和成本有關，碳排放從105億噸降到90億噸，每減少一噸碳排放帶來GDP的損失是426元，從90億噸降到80億噸的損失是4229元/噸，絕對不是漸進的。此外，中國是出口大國，國際社會對于碳稅的征收是向生產方征收，而不是向消費方征收，這樣就占了我國的碳稅指標輸入到其他國家消費，而調整這種國際結構非常困難。面對這些挑戰，我國只有根本轉變發展方式，才能滿足約束條件。

無論是從新動能的增長，還是從約束條件的變化來看，我國都需要高質量發展。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的條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我國經濟穩健增長，進而一步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目標。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