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希穎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近段時間以來，隨著中國的新經濟發展戰略實踐力度的增大，包括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發展“一路一帶”、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面系統推進亞太自貿區進程等，以西方媒體為代表的一些國際輿論開始熱炒“中國抗衡美國”的概念。其中，西方媒體的標桿之一的《紐約時報》，在對這個概念的炒作和推廣上更是毫無保留，無論是在習近平主席上任前就開始影射中國要挑戰美國的領導權，還是中俄合作提升后暗示中俄將聯合對抗美國，亦或是中國新絲路戰略拋出后諷刺中國抄襲和挑釁美國在中亞的“新絲綢之路”等，都清晰的表明了西方媒體的態度，即但凡中國推動的，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利益的行為，都將被扣上“中國抗衡美國”的標簽和帽子。

不過，這種思維其實并不讓人陌生。畢竟，從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后開始，“中國威脅論”早已開始受到西方媒體、政界和學界的熱捧，尤其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綜合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都給予了西方媒體更加充分的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理由—“中國抗衡美國”的概念，不過是“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細化的形式。

當然，這類思維和現象的形成并不奇怪，除了因為冷戰思維的延續外，中國在歷史、文化、價值和社會現狀等幾乎所有方面，都有著自身鮮明的、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特點和狀況，面對這樣一個“異類”，面對這樣一個發展速度都遠遠超乎西方人的想象能力的“大塊頭異類”，面對這樣一個發展速度超快、塊頭超大，且多數西方人知之甚少的“異類”，沒有恐懼，那是不可能的。這是正常的社會心理。

不過，這些都不是造成西方社會“恐中”心理形成的關鍵原因。因為上述三大原因，都無法帶來絕對的影響：

第一，國與國的差異在任何國家間都存在，可類似于伊朗在巴列維時期與美國一唱一和、印美關系緊密、日韓美軍事同盟牢靠等情況也不勝枚舉。

第二，“和平崛起”是中國長期以來在發展過程中未曾動搖，也不會動搖的基調。中國的發展至今為止不僅沒有來帶戰爭，反倒是讓越來越多的國家受惠其中。

第三，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旅游的便捷，東西方完全有機會和條件去進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事實上，真正造成西方社會“恐中”心理形成的，是西方政治需要一個假想敵的現實所決定的。因為西方政治需要一個假想敵，中國與西方的各方面的差異便會被政治主導下的西方輿論，在日常生活中被有意無意的進行放大和解讀；因為西方政治需要一個假想敵，中國在所有領域的發展和成績都可以被解讀為“威脅”；因為西方政治需要一個假想敵，東西方普通民眾間的聯系、溝通和交往，都會或多或少的被人為的設置出很多的障礙。換個角度來理解，西方“恐中”并非中國真的那么“恐怕”，僅僅是因為，西方政治需要一個“恐怖的中國”。正因為如此，新中國在建國后的內外方針策略，以及所做出的行為上，只要有任何可以被引述例證“中國威脅”、“恐怖中國”或“中國抗衡”的，都會被西方媒體拿出來反復渲染、夸大和灌輸。

行文至此，或許會有讀者問，為何西方政治需要一個假想敵？在筆者看來，這是由西方社會的歷史、價值和政治生態所決定的。與中國在大多數歷史時期都處于內部穩定、“萬邦來朝”的情況不同，以英國、法國、德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它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多處在均勢的對抗中，不斷重復摩擦、戰爭和再妥協的過程。在最近的幾個世紀，這種情況更加的嚴重，從穆斯林國家動亂，到諸侯的混戰，到英法的怨念，到德國的恐懼，再到俄羅斯的威脅，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生態似乎從未歷經過“太平”。二戰后，隨著東西方陣營的成型，以及雅爾塔體系的建立，這種以“假想敵”為核心的政治思維發展到了頂峰，并形成了以協議為基礎的龐大的軍事同盟集團。

現在，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了二十多年，可這種思維習慣和軍事同盟集團卻從未消失，甚至還在不斷加強。因為它們想要維持自身的存在和延續，就必須不斷找尋替代品，否則，它們的存在基礎就將被摧毀。更主要的，冷戰結束后，確立的以美國為核心的，一超多強的國際社會新秩序，使得既得利益國家群體能夠最大限度的掌握國際社會的資源、壓榨弱小國家的利益，以滿足和維持本國不符合當前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高福利狀況和社會生活水準。這種情況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可以維持，但是隨著占全世界總人口80%以上的眾多新興國家的高速崛起和發展，這種舊秩序是注定無法繼續的，是必須改變的。發展中國家必定會要求獲得更多的資源、更多的話語權、更多的規則制定權。因為，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實踐“人權”、“平等”、“正義”的價值。

基于以上種種，與其說是中國在抗衡美國或者西方世界，倒不如說，是當前的國際秩序和霸權主義思維的使然，是美國和西方世界出于維護當前這個已經不符合國際社會發展大潮的舊秩序的目的，刻意渲染出的一種氛圍——當然，選擇中國只是當前國際社會現實決定的，不過，哪怕沒有中國，只要需要，西方陣營也一定能再制造出下一個“假想敵”。這個現實意味著，無論中國如何強調自身“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的態度，都一定會被戴上“抗衡”或“威脅”的帽子。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種情況短期內不會消失，但由于大國間核威懾的存在，當代社會發生大規模國際戰爭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這就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崛起提供了機遇和空間。中國或許無法說服西方陣營放棄給中國貼標簽、戴帽子，但完全有能力降低西方陣營給中國貼標簽、戴帽子所帶來的影響，中國完全可以通過自身互利共贏、樂于分享、平等待人的理念，讓更多發展中國家，以及讓更多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同利益團體從中受益，進而成為中國崛起道路上的支持者，最終促成當前這個僵硬固化的國際秩序的改變。

簡而言之，當前秩序無法滿足國際社會發展的要求，不符合國際社會發展大潮的現實是清晰的，以美國為核心的一超多強的體制難以維系的現狀也是明確的，即便通過各種手段竭力維護著舊秩序和霸權主義，但這最終將被歷史證明是徒勞。因為，當前國際秩序需要調整和改變并非中國單方面的訴求，而是大多數國家的呼吁，是國際社會生產力提升后的必然要求。因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為了讓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獲得更多的資源，享受更好的生活，通過不懈的努力，對不平等、不公正和不符合真正“人權”要求的舊秩序進行調整，是政治的大勢所趨，也終將能取得最后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