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著有《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中國行為聯邦制》和《技術賦權》等著作,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
近年來，亞太地區的海洋爭端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局面是美國、美國的盟友和中國三者之間互動的結果。簡單地說，美國方面就“重返亞洲”、“戰略再平衡”說得太過于高調；美國的亞太盟友則在利用此機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過度使用了它們各自與美國的同盟關系；而中國的反應則過于激烈和過度。要解決亞太的海洋爭端，就是要處理這三者的關系，避免陷入惡性循環。對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做些客觀的分析。
第一，美國說得很高調，但在實際層面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自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提出要重返亞洲，來平衡中國的崛起以來，美國在這方面一直處于非常高調的狀態，從總統到各主要官員都在強調這點，并且主題也很明確——平衡中國。實際上，美國“重返亞洲”并非毫無理由。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這個地位在今后數十年不會有什么大的變化。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第三，印度在崛起，東盟（亞細安）也在快速發展。世界經濟重心在那里，一個國家的戰略也會走向那里。在很多年里，美國越來越像一個亞太國家。美國實際上在希拉莉宣布重返亞洲之前，就已經開始把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如果回溯歷史，不難發現，美國一直在亞太地區，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但實際上又做了什么呢？在實質層面，美國本身并沒有改變亞太的權力格局。就美國的能力來說，已經不如從前了。二戰之后，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外交都強大，是一個全方位的大國。但今天美國力量已今非昔比。盡管美國仍然是軍事大國，但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美國向外推行民主制度，但效果并不好，在本區域也一樣。如果美國的重返是經濟上的，亞太地區的國家是歡迎的；但如果只是軍事上的，則對本區域并無益處，因為這很容易演變成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軍事競爭。亞太國家，包括那些和中國存在著領土爭端的國家，都和中國發展出了非常緊密的經濟關系。中美關系好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很好過；但如果中美關系轉壞，他們就很難安寧了。如果要他們在中美之間作選擇，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一些國家一方面希望美國回來，但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中美之間發生沖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也做不了什么。
第二，在亞太海洋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尤其是那些和中國存在海洋糾紛的國家的行為，也至為關鍵。這些大都是小國家，恐懼于中國的崛起。小國恐懼于大國，求助于本區域之外的大國來求得安全。一些國家覺得現在時間在中國這一邊，如果將來中國真正崛起了，他們的國際空間就會被壓縮。因此，他們要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崛起、而美國仍然強大時，利用美國來平衡中國。從這些國家的國家利益來看，這種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過一些國家的行為已經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追求國家利益，把利益最大化，這是任何國家都會做的事情。不過，一些國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有美國在背后支持他們。有美國和沒有美國，他們的對華政策是不一樣的。他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了美國的“盟友包袱”。聯盟戰略是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有效方法；但同時也是美國的負擔。美國對同盟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支持，而不管同盟做什么。美國的同盟邏輯就是，“我盟友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但實際上則不然。我的盟友的敵人并不一定是我的敵人，而是我的朋友。美國的同盟邏輯迫使美國支持其盟友，即使這些盟友所做的事情，并不那么符合美國的利益。
卸掉同盟的包袱
在同盟方面，美國失去了調整的機會。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已經沒有明顯的敵人。那個時候，美國可以調整同盟戰略。美國的同盟都是針對敵人的，即第三方。轉型是可能的，例如這種同盟可以轉型成為一個特定的問題，例如恐怖主義或者其他區域問題。美國不僅沒有調整，反而強化同盟。因此，美國到處尋找敵人。中國很顯然成為方便的“候選人”。今天，如果不能站在同盟這一邊，美國的國際信譽就會消失，從而導致美國更快的衰落。不調整同盟戰略的話，也同樣面臨挑戰，那就是，同盟的敵人是“誰”？是中國？如果美國失去中國，美國同樣也做不了世界的霸權。如果中美兩國之間形成冷戰，美國充其量只是半個地球的霸主。如何通過同盟的轉型而卸掉同盟的包袱，是美國今后面臨的一大挑戰。
對美國的同盟來說，同盟戰略也不見得符合長遠的國家利益。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地緣政治利益在亞洲擴張的結果。從長遠看，美國的相對衰落必然會影響到地緣政治秩序的重建。對中國的鄰居來說，和中國的關系必須建立在“你不可選擇你的鄰居”這個簡單的原則之上。小國要追求和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需要顧及地緣政治的變遷。
第三，中國對美國和其盟友的過于激烈的回應，也在客觀層面加劇了亞太海洋局勢的復雜性。目前，世界的輿論不利于中國，因為中國本身缺少話語權。從一個中立的立場來看，中國的確大都是反應性的，并沒有主動挑起事端。例如在和日本的釣魚島之爭上，中國始終在回應日本的行為。日本方面這樣做或許有其內部原因，但很顯然日本在這樣做的時候，不能不顧及中國國內的反應。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沒有任何理由為了日本國內的原因而吞下這個苦果。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也一樣。南中國海的島礁之爭中國并不占優勢。越南和菲律賓已經占領了島礁的大多數。如果這些國家足夠現實，應當坐下來和中國談判。南中國海問題具有歷史性，但這些國家現在要用國際法來和中國談判。盡管表面上顯得很理性，實際上并不是，因為很難想象中國會輕易放棄其歷史權利。當然，相關國家也并非真的相信國際法能夠解決問題。一直在主張中國要遵守國際海洋法的美國，本身也并沒有批準和加入國際海洋法。實際上，相關國家所相信的是美國的能力，相信美國會一起來對付中國。對美國的盟友過度使用美國，中國也是很明白的。中國有時也會主動出擊，顯示其能力，而這也促使局勢的復雜化。
可以預見，亞太海洋爭端不會輕易消失。對所有相關國家來說，問題是如何管理？如果演變成國家之間的公開沖突，誰都會是輸家。但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一種有效的管理是可能實現的。
第一，相關國家要確定共同的利益。海洋安全是亞太區域的公共利益，關乎到每一個經濟體。人們經常恐懼于中國會破壞亞太海洋的穩定。但這種擔憂毫無理性。亞太海洋安全至于中國的重要性，遠遠超越其他所有國家。中國今天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在未來，貿易對中國的重要性只會強化。隨著中國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貿易大國地位不會改變。貿易大國需要海洋安全。今天中國85%以上的海洋貿易要經過南中國海。說中國會威脅到南中國海的安全，沒有任何道理。再者，中國和亞太國家也已經形成了產業鏈，很多產品的零部件在亞洲各國生產，然后運送到中國，由中國組裝出口。亞太地區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經濟命運共同體。沒有國家會破壞海洋安全。當然，出于同樣的理由，中國也不用擔心有關國家會破壞亞太海洋安全。這種共同利益會促成亞太海洋集體安全的機制的確立。維護亞太海洋安全是所有相關國家的責任，尤其是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國。
其次，作為本區域的大國，中國要承擔更多和更大的責任來控制爭端，維護海洋安全。中國已經把海洋航道安全和對一些島礁的主權爭議區分開來，提出“雙軌”方案，即把航道安全和主權問題分開來談。在早期，中國對南中國海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種分離是很大的進步，表明中國承認海洋安全是區域內國家的共同事務。不過，在控制島礁爭端方面，中國還可以做得更多。例如，中國可以再進一步采用新形式的雙邊主義，即多邊主義之內的雙邊主義。中國應當照顧到“小國恐懼于大國”這天然的事實。可以在中國－東盟的多邊構架內，進行雙邊的島礁主權談判。再者，中國也可以以更大的努力，來推動南中國海共同行為準則。中國實際上可以要求東盟管理好其成員國，而不是指責中國。一個團結的同盟對中國有利。
其三，亞太區域中美的合作更為重要。可以預見，美國作為亞太國家的地位只會強化。中美關系不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系，而是當今國際政治秩序的結構或者兩個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方出了問題，國際秩序就會倒塌下來。并且，從單純的雙邊關系來看，合作領域遠遠大于沖突的領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美之間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地緣政治沖突，很多所謂的地緣政治沖突，都發生在中國和美國的盟友之間。
亞太區域是一個開放的區域，地區事務不僅對這個區域的國家開放，也對其他國家開放。不過，中美兩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這里，中國一直所奉行的開放型區域主義值得重視。多年來，中國盡管也感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壓力，但并沒有學美國去組成同盟。中國強調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伙伴關系，而非同盟關系。伙伴關系是為了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同盟關系往往需要一個“敵人”。這要求美國能夠超越冷戰時代形成的傳統同盟戰略，改革同盟戰略，轉向針對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有太多的共同挑戰了，例如極端伊斯蘭主義、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等。只有合作，大家才能促進共同利益，大家都是贏家。如果走向沖突，大家都是受害者和輸家。
注：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本文是作者在北京“2014年香山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