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全球智庫報告》權威性難以服眾
???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
??? 從根本上講，智庫評價不能代替智庫建設。《全球智庫報告》對我們的意義不在于中國有哪些智庫入榜、排名如何，而在于提高社會各界對這一政策群體的關注。
盡管“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發布年度《全球智庫報告》已經多年，但大陸媒體卻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關注這一活動。2013年度報告發布之后，尤其受到許多主流媒體的高度贊揚，被稱為“權威性和公信度受到業內外認可”。2014年度報告發布之后，更被譽為“根據科學系統的標準，通過相對客觀公正的研究方法，形成評定結果”，是“全球頂級智庫排名”等，然而媒體的上述說法似乎言過其實了。
??? 《全球智庫報告》的權威性并未得到認可，至少在西方智庫研究界如此。從下文可以看出，其排名過程中的質量控制有不少瑕疵。下面我們以本年度報告為例，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本年度報告，2014年參與排名的智庫有7種，除了自主和獨立性智庫之外，準獨立、準政府以及政府、政黨、大學和企業下屬智庫均在其列。2014年的排行名單中出現的一些“非獨立性智庫”如大學下屬智庫和黨政智庫也驗證了這一收錄標準。不過按照這個寬泛的標準，中國的智庫數量遠不止報告中說的429家。
《全球智庫報告》沒有列出各國智庫的名單，無從知道這429家智庫都有哪些，但可以根據其標準來大致推算一下。先說高校智庫，根據教育部“2014年全國高等學校名單”，截至2014年7月，全國高等學校（不含獨立學院）共計2542所。按照該報告的標準，如果這些高校平均各有一家下設智庫的話，那么單就高校系統的智庫來說，就已經超過2500家；該報告還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作為單獨的智庫實體參加排名，如果以此標準，全國30多個地方社會科學院每家平均至少有6家這樣的二級機構的話，那么單就我國社會科學院系統的智庫就已經超過200家；此外，中央黨政部門、部委及34個省級行政區下屬的政策研究機構及地方黨校，最少也要有接近或超過200家。如果再加上全國企業下屬的研究中心及諸多民間智庫，中國智庫應該超過3000家。在國外，學界對智庫有較為嚴格的定義，一般指的是那些非政府、非營利性政策研究機構。按照這一標準，上述3000多家未必就是中國智庫的實際數量。但這一數字是按照《全球智庫報告》規定的標準推算出來的，這一巨大的差距恰恰說明，該報告在統計中國智庫實際規模方面存在明顯的紕漏。
智庫評價過程不規范 排名公信力令人憂
智庫評價一般有定量和定性分析兩種方法。定量分析是指以一些易于公開獲取且可計量的表現或活動如出版物數量、媒體引用、網站訪問量等指標作為評價依據，這種方法評價的是智庫的單項活動而非整體，客觀性較強，但學界對這些指標能否反映出智庫的影響力并無共識；盡管《全球智庫報告》提出了系列量化指標，但其排名采用的卻是定性分析中的專家評議方法，即基于評選專家本人的主觀感覺和印象，根據他們的投票情況來確定各家智庫的名次。這種方法較能體現智庫的知名度，但在評價過程中一定要嚴格質量控制，否則就極有可能出現表現一般的智庫上榜而表現優秀的智庫落榜的現象。
比如說，評選專家的甄選就很關鍵。政策制定是多因素的和非線性的的過程，充滿諸多不確定性，一項政策最終出臺不但可能歷時數年，而且有多個行為者參與其中。作為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員，智庫產品（觀念）從提出到是否以及何時進入決策過程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參與智庫評價的專家不但要具備相當的專業能力和視野，還要對其所評價的智庫及其參與政策制定的表現有深度的了解。專家意見是智庫排名的關鍵，選擇什么樣的專家以及怎樣選擇（如專業、地域的均衡分布）直接關系到排名結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 國外有不少學者和機構也在開展智庫評選工作，其中較早運用專家評議法進行智庫評價的是英國的《前景》（Prospect）雜志。該機構的排名活動始于2001年，評價對象為自己申請參加評選的歐美智庫。其具體做法是，評選專家小組首先從申請參評的智庫中確定候選名單，然后經過多次會商討論，最后評出年度最佳，并對勝出者和候選智庫有簡要的點評說明。重要的是，評選專家是來自銀行界、新聞界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國會議員和智庫主管等，其名單和身份全部公開，為公眾所熟悉，其評選結果也得到廣泛的認可。
與《前景》雜志相比，“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的智庫評價活動不但規模宏大，而且更加復雜。《全球智庫報告》有著嚴密周詳的評選標準，2014年的標準含有4個指標體系和28項標準，評選項目多達49類，且每個項目入榜智庫從25家到150家不等。評選專家隊伍也非常龐大，由19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教師、管理人員、新聞記者、決策者等組成。對于這種多人參與的跨地區、跨國家、跨文化、跨專業的全球性大型智庫評價活動，評選標準和程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與評選專家相關的兩個問題，即專家及專家數量在區域和專業領域方面的均衡性。
然而，“智庫與公民社會” 項目的智庫評選最大的設計缺陷恰恰就出在專家問題上，不公布專家的身份，公眾不知道哪些專家參加了哪些項目的評選。在項目主持麥甘博士致評選專家小組成員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明確告訴這些評選專家，“你的選擇和排名將被嚴加保密”。對于一個1900多人的龐大的評選隊伍而言，公開透明的制度都未必能預防某些專家作弊，而在保密的承諾下，如何保證這些專家不會為了一己之私而弄虛作假？
在上述電子郵件中，麥甘還向評議專家提議，“如果你沒有時間為所有智庫排名，那就花上幾分鐘為你所在的地區或你的專業領域的智庫排一下名。”這種隨意的評選要求說明該項目在質量控制方面太過草率。在這種情況下，得票的多寡不是依據智庫的表現，而在于評選專家有無時間。通過這樣一種機制評選出來的榜單，能有多大的公信力？此外還有許多問題，比如說，由于排名類別眾多，為公平起見，項目組如何做到各國家、各地區、各專業的專家有合比例的配置？再比如說，由于是全球性評價，這些專家還要了解本國、本地區、本專業之外的智庫情況。對這些問題，項目組應該有合理的方法來解決并讓公眾知曉。可惜的是我們沒見到這方面的說明。
??? 媒體評價參差不齊“權威”地位尚待商榷
《全球智庫報告》在國外基本上沒有媒體關注，倒是有許多學者對其排名方法、類別設置、專家選擇等方面提出質疑。在國內，也有部分學者數次撰文指出該報告的不足。盡管有很多學者和媒體仍認為《全球智庫報告》是“國際上最權威的智庫研究”、是“反映全球智庫表現和綜合影響力的國際風向標”，但我們上面的分析論證已充分說明，《全球智庫報告》距離“權威”二字尚有相當大的距離。
從根本上講，智庫評價不能代替智庫建設。《全球智庫報告》對我們的意義不在于中國有哪些智庫入榜、排名如何，而在于提高社會各界對這一政策群體的關注。當今，中國智庫發展正處在最好的起點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積極研究國外在智庫的機構管理、制度建設和課題開發等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契機，探索中國國情下中國特色智庫發展的新路子，不斷提高中國特色智庫服務決策的能力和水平，在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