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如果承接了，他們也會出現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長。這有什么好處呢？非洲國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論之下，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還不能擺脫貧困。如果說我們的產業轉移，跟我們的招商引資、改善基礎設施的方式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起來，那就代表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反而能夠增加我們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

所以我覺得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時候保持7%左右的增長，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僅是在2015年，應該在2016年到2020年，這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7%。這是我認為必要的。

三個認識誤區：霧霾 投資 政府搞基建

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從我前面講的理由來講是合理的，因為我們有這個條件。但真正要落實起來，我覺得我們要解決幾個思路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比如說霧霾的問題，確實霧霾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但是我們好像在社會上有不少人，認為發展很快，霧霾很嚴重，就認為霧霾是因為發展快造成的。

霧霾是經濟增長快引起的？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較好的環境，認為經濟增長慢一點，提高質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這樣呢？霧霾確實需要解決，但霧霾是不是經濟增長快造成的？

我剛剛拿印度來對比，印度1979年的時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們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們高出15%。但現在來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們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就代表過去它這36年，經濟增長速度比我們慢。

但我們現在關心的霧霾問題，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2012年印度的霧霾問題比我們還嚴重，所以這樣一對比，馬上就發現并不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三四個百分點，我們的霧霾就會好。

仔細分析一下，霧霾確實嚴重，我也不喜歡，但霧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跟發展階段有關。因為我們像這種中等發展中國家，都是在制造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我們知道制造業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環境相對于農業社會，或者是相對于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制造業，環境問題比較嚴重。中國是這樣，老工業化國家，英國、德國、美國，在制造業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差，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業階段。

第二個原因，我們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炭為主的，跟以天然氣和以石油為主來講，煤炭更污染。

第三個原因，跟環境值有關。

當然我們要想解決的話，這個問題會緩解。但煤炭要變成一個清潔能源，這是相當緩慢而且代價高的過程。那是不是把經濟放緩霧霾就好一點呢？如果像APEC的時候把工廠關掉，還是可以，但如果一直關掉的話，我們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實際上放緩經濟增長速度，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那就會使我們停留在制造業的階段更長，這樣做實際上環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時間就越長。高速發展十幾年，讓我們知道了霧霾的問題。如果你到歐洲去，他們在快速發展的時候也就是3%的增長，他們環境惡化都持續了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

所以我覺得用犧牲速度來解決霧霾的問題，這是一個初衷非常好、但不針對問題本質的方法，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對環境惡化所要忍受的時間更長，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產能過剩是投資造成的？

第二個，我們現在有很多產能過剩，有一種觀點認為，產生過剩都是投資造成，所以認為應該降低投資，變成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增長。

我覺得這個看法似是而非，因為我們現在過剩的產能是什么？我們現在過剩產能是在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上面，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吃進去的。如果說我們投資降低了，對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會造成產能更過剩。所以并不是說增加消費、減少投資就能解決產能過剩，這個說法不正確，沒有分析我們產能過剩的地方在哪兒。

比如你說，現在的鋼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資這些產業，可能會造成產能過剩更嚴重，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資我前面講的那些產業，產業升級的部分，或者是我們基礎設施不足的部分，環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沒有產能過剩，投資怎么會導致過剩產能呢？反而是在補我們的短板，所以觀念上面要糾正。

實際上我并不是說投資不需要，任何地方都不是亂投的。主張“投資”當然是指有效的投資，能夠提高我們生產力水平的，能夠讓我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有效投資。如果能夠有效投資的話，就業和收入就能夠增長。這種情況下，投資會拉動消費，經濟會保持比較高速的增長。

經濟下行，政府該不該做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就是政府現在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不該采用一些緩周期的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不該降息，不該降準，這些措施可能會增加信貸的風險，或者不該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一些項目的投資。很多人持有這樣的觀點。

比如說有一些很嚴肅的學者，我很尊敬他們，他們做宏觀分析，發現2008年到2012年，我們的財政政策最多的時候，那段時間政府投資項目的回報率比企業的回報率低，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企業的投資，政府不應該采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我覺得這樣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確。

第一，你要問問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為什么積極用財政政策？如果企業做，政府就不會做，因為企業不愿意做，政府才做，這是第一點。

第二，計算基礎設施回報的時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較長的。一般企業投資的周期比較短，所以在投資的時候是沒回報的。然而你這種回歸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A設施投資，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對民營經濟有很多外部性。汽車輪胎的損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隊和交通擁擠少了，就節省交通時間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這個的。

第三，即使你把這些都算進去，到最后你發現政府的投資回報率比較低，那這些基礎設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來做回報率低，企業來做基礎設施，除了少數幾個有壟斷的項目之外，大部分基礎設施長期回報是比較低的。這種情況下企業是不會去做的。比如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銀行一直在強調說基礎設施，如果他有回報，那讓企業來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導致的結果，到2000年左右， 他們發現過去30年里，只有一項基礎設施，民營經濟非常積極，就是移動通信。除了移動通信以外的基礎設施，談了30年基本沒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發展中國家去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那就增加了民營經濟的成本，經濟發展就不好。所以政府應該對基礎設施有責任，即使他按照正常的回報可能低一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必須政府來做的話，你就要考慮是什么時候做，是在整個經濟下滑的時候做好，因為這時候民間投資不足；還是現在經濟已經非常熱了，政府再去做。 如果在經濟很正常、很熱的時候，政府再去做基礎設施建設就是火上加油，經濟過熱。所以當經濟下滑，各種建材的成本比較低，民營投資不足的時候，政府來做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活動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一直在提倡這個觀念。當時呼應的人非常少，我很高興看到去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出的《世界經濟展望》里面，討論說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是政府來做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我很高興現在在國際上已經開始對此形成一個共識。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克服這些認識上的誤區，把我們的有利條件用起來，我相信在2015年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