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國學熱”已經在社會上演變為商業化氣息濃厚的讀經熱、尊孔熱，甚至一些商家趁勢辦起了各種層次、規模、檔次的讀經班、國學班、女德班。這種“熱”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所謂國學在人生觀、價值觀等領域的作用。但必須指出的是，在公民意識與能力仍然不足的情況下，“國學熱”對舊道德、舊倫理的美化性表述及崇拜儒家經書、崇拜儒家圣人等經學化思維方式，不僅將極大地妨礙現代政治價值在中國社會的發育與普及，而且對主流意識形態所建構和依賴的現代政治價值也產生了極其明顯的侵蝕效應。因此，從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角度來看，“國學熱”不應該也絕不能突破現代政治價值的底線。
第一，“國學熱”不能回避自身的價值傾向。放眼國內的書店及講堂，“國學熱”的核心和重點是“儒學熱”，而“儒學熱”的重鎮又是“經學熱”，尊儒崇孔、尊經崇圣的言論甚囂塵上，仿佛儒家經學再次獲得了承載普遍真理的權威地位，國家、社會、團體及個人的倫理自覺與角色規范等，似乎也都應該遵經而行。這種“國學熱”所折射出來的是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盲目推崇，是由于缺少批判性的理性省思，而導致在價值理性上與時代的需求背道而馳。不可諱言，“國學熱”盲目抬高了傳統時代儒家圣人至高無上的真理權威，不但沒有將人們的價值理性引向合乎時代要求的公民精神，反而以儒家傳統的主流價值諄諄教誨民眾，客觀上形塑著傳統時代普遍的臣民人格，因而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價值傾向問題。
具體來說，“國學熱”依托傳統儒家經學的典籍，通過各種各樣傳道式的講解，將經學著作中的“精華”傳輸給大眾，但這些結論不過是些抽象性的政治哲學判斷，其本身并不能自然超越價值層面的歷史局限性。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綱領性概念和范疇并不完全是一種脫離了社會事實的抽象存在，而是一個與傳統政治秩序、政治倫理等血肉相連的社會存在，正如劉澤華先生所強調的，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綱領性概念、范疇、命題等都存在著“帝王化”現象。這種舊文化所具有的完整形態，恰好對應著舊倫理、舊政治的完整形態，由此表明兩者之間極為密切的互動互生關系。在舊的君主集權政治已經成為歷史，而共和國的大廈日益鞏固的情況下，不加選擇、不加批判，貿然鼓吹與復活舊文化的綱領性概念、命題與判斷等，無疑是在沖撞著共和國的國家性質與國家形態。因此，裹挾在“國學熱”中的舊倫理傾向不容小覷。
第二，“國學熱”是對人人平等的政治價值的沖撞。任何一個社會都擁有主流的政治價值，而一定形態的政治價值總是對應著一定形態的政治人格與政治秩序。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國家形態與公民文化、公民人格，都對政治價值的現代化提出了明確而強烈的要求。中國在經歷了一系列艱難困頓之后，順應世界歷史潮流和趨勢，實現了國家性質、國家形態與公民文化、公民人格等的重大轉換。毫無疑問，現代中國已經普遍接受了各種現代政治價值，其中人人平等又居于特別核心和基礎的地位。政治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各個方面逐步普及和擴充平等的過程。當平等上升為法律、出現在憲法性文件中，并聚集普遍性政治能量的時候，特別是當平等與權利、人權等緊緊地結合的時候，它就真正成了一個普遍的現代政治價值。因此，任何一國的政治現代化都必須根植于平等，也必須堅定地維護平等。離開了平等在政治價值層面的核心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和維護國家的現代性質、現代形態。
但“國學熱”通過傳播傳統儒家的圣賢文化，人為地造成了圣賢與普通人的政治差距，促使普通人對圣賢的認同、皈依與服從，公然提倡傳統的綱常倫理。他們主張為“三綱五常”正名并提倡恢復，將服從權威與服從道義結合起來，強調服從道義權威優先，但卻忽視了任何時代的道義權威都有著獨特規定。“三綱五常”所表示的道義權威僅僅適合于君主集權政治的傳統時代，而現代社會所推崇和強調的主要是格式化了的法律權威，這顯然比前者更有利于政治平等的維護與鞏固。如果恢復或復活“三綱五常”的道義權威，那么作為整個現代社會的政治價值基礎的平等就會被抽空，而此時的政治價值，就會表現為一種不由自主的歷史性倒退，從而使人民共和國變得名不副實。可見，人人政治平等是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不但各色人等不會因為社會角色不同而權利不同，而且人們的普遍權利都應得到平等的保護，不能因為性別與社會角色的不同就必須完全依賴于另一些人，但綱常所要求的信任與服從早已經超越了現代平等的范圍，成為一種赤裸裸的不平等。“國學熱”中出現的跪拜孔子、提倡女德等現象，實際上已經沖撞了現代社會的政治價值底線，需要引起警惕。
第三，“國學熱”不應提倡崇拜的經學思維。中國大陸地區的“國學熱”以“儒學熱”為主，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地區的新儒家與中國港臺及海外地區的新儒家在思想體系框架及宗旨上，存在著明顯區別。其中，中國港臺及海外地區的新儒學主要立足于解決現代事物同傳統文化的相融問題，試圖為現代民主與科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銜接點、確立生長點，實現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化。他們雖然強調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但也面向現代“取新”，實現了“取新”與“復古”并重，因而儒學在他們的身上仍然表現出較強的文化創造力。文化“復古”恰好是為了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取新”，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取新”必然會使所復之“古”染上“新”的色澤；堅守文化“復古”又立足于有效地“取新”，從而使文化中有利于“取新”的要素被不斷地發掘出來，通過中西結合實現思想的創造性轉換，完成“別立新宗”的文化使命。而大陸地區的新儒家則在面向現代“取新”方面嚴重不足，從而將儒學的復興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復古”。“復古”而不“取新”就只能重拾經學思維。
中國傳統儒學自漢代確立經學地位以來，就形成了綿延不絕的經學思維方式，而其核心就在于崇圣、崇經與尊君。這里的“崇”并非崇高之崇，而是崇拜之崇。“國學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與詮釋立足于脫離社會土壤的文本分析，通過對儒家圣人與經書的抽象繼承，最終表現出對一系列核心性基礎概念、命題與判斷的虔誠崇拜與心悅誠服。不懷疑，無批判，唯圣人之言是從，甚至要求人們尊孔、尊經，以禮而行，用所謂加強個人道德修養的名號要求人們普遍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種經學思維方式對于長期延續中國傳統君主集權政治的國家形態，具有重要的導引和形塑功能。但自從公民身份在中國出現以來，經學思維方式的內斂性、封閉性與現代人的平等、開放在人格層面出現重大沖撞，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在推翻清朝帝制后，又發生了批判傳統經學思維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政治價值中的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都與經學思維方式存在重大沖突，因而后者在新時代的主題應該是終結，而不是復興。大陸地區的“國學熱”如果試圖在思想傳統上“別立新宗”，就必須在文化“復古”的同時，積極地面向現代“取新”。否則，這種經學思維方式的“復古”，在現代中國不過是既無價值，也不會有善終的苦熬。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