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時期五大發展理念專家談之二

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

中國也許能在未來五年內將經濟規模做大到16萬億美元，甚至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如何深耕內生性增長模式的培育進而顯著提高經濟增長質量順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政府施政的關鍵著力點。未來一段時期，中國能否成功越過這個陷阱，進而保持經濟和社會以及區域的協調健康發展，取決于我們能否拿出一套優化的國家發展戰略，以確保經濟成功轉型，實現微觀個體的福利水平與國力和財力的同步提升。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未來五年，中國必須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堅持協調發展，正確處理好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并提出了促進協調發展的相關路徑，例如，在協調發展中拓寬發展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而為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強調必須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至于城鄉協調發展的路徑，則提出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健全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長效機制，推動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進而在更高層面上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

所謂綱舉目張，五中全會提出的上述發展思路，是最高決策層在總結過去這些年來發展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站在全局的高度，給出了各級各地政府和有關參與主體踐行發展十三五發展戰略的路線圖。其目標非常明確，即在繼續做大中國經濟與財富蛋糕的同時，著力清除經濟與社會發展沉疴，顯著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努力做到經濟增長相關福利效應的全社會覆蓋。

的確，人均GDP為7485美元的中國如今處在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左半弧，正處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的中端。這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階段的新起點，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尤其在入世紅利消失、人口紅利消失以及產業轉移紅利消失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找到促進經濟內生性增長，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有效戰略并切實執行，則經濟的脆弱性將日益凸顯，即便要保住經濟發展成果也會變得殊為不易。而部分領域業已出現的突出問題使得我們必須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少數富人的傾斜和集中，不能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不能改變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落差持續擴大的格局，則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建立廣受認可與尊敬的發展模式。

從國際經驗來看，處于經濟起飛時期的國家，在追求效率和財富增長過程中出現收入差距拉大和發展不協調是難以避免的。中國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路后，也的確具有較強的工具價值。但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卻是不爭的事實。數據表明，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目前的接近15: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為2.52:1，最近幾年有所縮小，但按新口徑計算的2014年城鄉人均居民收入比仍為2.75：1，按老口徑計算則為2.92:1。1978年，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0.16，但到了1990年，農村的基尼系數為0.429，城鎮為0.286，全國為0.445，已接近國際上公認的0.45警戒線。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69，盡管低于2013年的0.473，但超過國際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顯然，從財富集中的角度來看，中國已成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被認為是社會利益共享機制出現嚴重斷裂的信號。

另一方面，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格局長期以來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變，產業發展的梯度轉移格局盡管初步形成，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核心地帶，一些超級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內陸部分城市群也在努力追趕，但廣大中西部偏遠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依然在低位徘徊。尤為令人擔憂的是，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正面臨嚴重的“空洞化”，不少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到東南亞地區而非中西部地區。這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新命題。

今日中國面臨的諸多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難題是長期積累矛盾的總表達，早已不是見招拆招式的簡單療法所能奏效，而要在確保經濟平穩發展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才能實施精準的手術。歷史是最好的一面鏡子。工業基礎良好、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巴西，之所以迄今尚未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巴西經濟的高度對外依賴以及產業遲遲不能升級外，還由于巴西相關制度建設的滯后，使得國民收入未能中產化，嚴重制約消費，以至無法實現向耐用消費品和服務業的轉型。而日本在經濟起飛的1960年代實施的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僅大大增加了底層百姓的收入，而且這場消費者革命還成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加上日本在技術追趕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結果，該計劃執行到第八年，日本就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統計資料顯示，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兩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至于曾經深受軍人政治困擾和家族企業控制的韓國，之所以用了12年時間就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韓國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與韓國執行的以技術創新為引領的國家發展計劃密切相關。可見，各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可以不一樣，但技術進步、服務政府和對民生福祉的高度關注是普遍的要素。

筆者預計，中國自1980年以來長達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周期或許將告一段落。在經濟規模躍上10萬億美元的臺階之后，中國是時候考慮適應6.5%左右的中速增長的政策與心理準備了。未來一段時期，為防止經濟在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同時又被拉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中國必須積極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積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力求通過產業調整與技術進步打造新經濟增長模式。而要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而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協調健康發展，中國還需拿出一套優化的國家發展戰略，以確保經濟成功轉型，實現微觀個體的福利水平與國力和財力的同步提高。

真正關鍵的還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具體來說，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加快資源價格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等關鍵領域的改革步伐，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尤其要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面改革，以建立公平的宏觀經濟環境和使經濟主體保持活力的微觀機制。進一步地，政府在釋放權力、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應通過適當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中國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