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冰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隨著美國政府對華為實施步步緊逼的限制措施，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核心部件還不能完全自給（或控制供應鏈關鍵節點），尖端技術和基礎理論研究相當程度上依賴外源性技術供給的情況下，中國高科技企業應當如何應對？本文將對此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形勢

盡管中國高科技產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自主研發能力，但是不可否認，外源性的技術供給仍然是中國高科技產業技術轉移的主要來源之一。據統計，2018年，中國知識產權進口2360億元（358億美元），同比增長24.74%，創下近十年來最高同比增速。根據世界銀行歷年統計，中國知識產權進口費主要支付給美國，2013-2015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知識產權占總進口額比值分別為25.61%、27.74%、24.55%。如果延續這一進口比例，2018年中國從美國進口專利費約為90億美元。同時，也有很多技術通過仿制+改進等方式實現了轉移，這是各工業國發展過程中的通行做法。

從供給方面看，如果美國全面實施針對中國的技術轉移遏制措施，將使得中國的外源性技術供給受到抑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產出，并延緩高科技產業的升級速度，這對于移動通信、大飛機、生物醫藥、新材料等產業來說，影響將會更加顯著。

從需求方面看，美國作為全球最發達經濟體，對尖端技術的需求量往往占全球市場的很大份額。如果失去美國市場，甚至在美國壓迫下部分失去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市場，那意味著中國高科技企業最尖端產品的需求將減弱，在最尖端領域的投資回收周期將會延長，進而將影響下一步的研發，美國則可以借此打擊中國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

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應對之策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中國高科技企業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應對：

首先，充分利用國內大市場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市場，對沖高端需求減少；開拓“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機會，做大中低端適用性市場，支持技術研發升級。

以5G技術為例，移動、電信、聯通等運營商在國內緊鑼密鼓地展開了部署試點，而英國主要電信運營商之一EE公司也于5月22日宣布，將繼續在其部分5G網絡基礎設施中采用華為的設備。在美國對中國5G技術基本關上大門的情況下，不妨適當加速國內5G商用部署進度，加大相關領域投資力度；同時在國家層面推動擴大與歐洲國家的合作范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沖美國市場的需求減少。

據統計，全球智能手機保有量已達38億，但在發展中國家仍有大量的人口沒有智能手機，在很多國家人均流量消費已經超過10G、20G時，全球人均日移動流量只有0.03G，遠遠滿足不了消費者各項生活、工作和娛樂的需求。這些中低端需求主要分布于發展中國家，對于這樣的市場，那些技術不是最先進但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程度較高的產品，往往有更強的適用性。例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許多國家占據著40%以上市場份額，已經超越三星成為非洲第一大手機品牌的傳音手機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同時小米、OPPO、VIVO等品牌在印度、東南亞等國家均取得不俗的成績。通過“一帶一路”、國際電商等方式加大對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市場的開拓，利潤并不是最終目標，而是借此獲取技術升級所需要的資金，為長期自主發展創造條件。

其次，如果出現高科技產品禁運和“斷供”，則應當抓住時機填補市場空缺，發展核心零部件、核心軟件和生態。

不論此次美方挑起的貿易摩擦和企業制裁最終演變出怎樣的結果，未來中國企業的發展必須立足于內生性技術供給，同時積極爭取擴大外源性技術供給，這是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加快培養內生性技術供給方面的一個有益案例是中國超級計算機產業的發展。2015年4月，美國商務部以使用英特爾微處理器的中國天河系列超級計算機被用于“模擬核爆炸”為由，決定禁止向中國4家國家超級計算機中心出售“至強”（XEON）處理器，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國超級計算機的發展。但是到了2016年6月，使用國產“申威26010”處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運算速度在國際競賽中奪得世界第一，突破了美國禁售至強處理器對中國超級計算機行業的遏制。

我們也要看到，在美國以軟產業為主，而中國以硬產業為主的互補格局下，外國成熟產品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其價格和技術優勢對中國的相關軟產業和軟性制造行業形成全面壓制，中國相關產業沒有市場空間，很難形成成熟產品和配套的生態系統。

如果外源性技術供給受到抑制，同時也是外國產品讓出了其長期占據的市場，給中國相關產業留出了發展空間，這是中國將戰略風險轉化為戰略機遇的重要基礎。早在美國禁售“至強”處理器時，美國一位超級計算機專家就評論說，從長遠來看，美國的限制將對中國芯片制造商有利，對美國企業不利，因為“這會激勵中國人開發自己的技術，美國制造商則會被認為不可靠，滿足不了外國訂單的需求。”

中國技術、中國產品要實現進口替代，填補國外產品讓出來的市場空間，就需要實現重點領域、重點技術自主創新，國、軍、民分工協作是一個可行的思路。例如，國防科大在超級計算機、CPU等領域具備較強實力，華為、中興等在5G網絡、手機芯片和操作系統等方面技術雄厚，而阿里巴巴、騰訊等在云計算、大數據等方面已經成為全球領先企業。中國應當鼓勵國、軍、民三方在項目、技術、產權等不同層面加強協作，盡快實現重點領域、重點技術自主創新，突破外源性技術供給抑制。

在芯片、操作系統等關鍵技術上，民用市場的開拓和替代難度最大，應當從軍用、政府和特種行業入手，逐漸扶持國內技術和產品，形成一定的生態和競爭力后，再進入民用市場。

第三，中國企業要著眼于遏制措施向“長期、加重、蔓延”轉化的可能性，做好中國高科技產業自主升級發展的準備。

即使此輪貿易摩擦和美國對華為的限制措施能夠以談判取得比較緩和的結果，也應當充分認識到，中美兩國正在進入軟產業競爭的新時代，類似的沖突未來將可能在知識產業、文化產業、信息產業、金融產業爆發，中國相關部門和信息產業界應當著眼于遏制措施向“長期、加重、蔓延”轉化的可能性，做好中國高科技產業自主升級發展的準備。

從各方面的信息來看，美國針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遏制措施很可能將蔓延并升級。其可能采取的重要措施可能有：繼續以法律手段對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精準打擊”；以法律或行政手段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甚至在其他發達國家并購高科技企業；對美國甚至發達國家向中國技術轉讓設立更高的門檻和更嚴的審核；對在美國工作的高科技人才到中國創業、工作或提供服務設置更嚴格的限制，甚至可能對中美之間的學術交流和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設置限制；用關稅或非關稅壁壘限制中國企業生產的高科技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同時對美國尖端產品出口中國設置更嚴格的限制。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高科技企業應當以華為為榜樣，根據自身的條件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最重要的就是樹立自主發展的決心和長期投入的計劃。

從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技術研發成果存量的R&D資本存量指標來看，2003年，美國擁有R&D資本存量超過2萬億美元，而直到2014年，中國擁有R&D資本存量約5700萬美元。因此，應當通過稅收等政策杠桿，鼓勵各類資本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同時加快科研體制改革，激活政府科研院所、企業和高校等單位科研人員的活力，不斷提高科研人員創造性思維在科研成果轉化中的利益占比，鼓勵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提高研發投入密度和成果轉化效率，增加中國軟資源存量。

結語

人類正在進入以創造性思維為財富源泉的軟價值時代，中國將成為全球軟價值競爭的重要角色，未來將不可避免地與美國、歐洲、日本等軟價值領先國家和地區展開全球競爭。

美國放棄了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的原則，試圖運用非市場手段打壓和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但長期來看，這也是減少中國對外源性技術供給的依賴，發展自主技術和產品體系的戰略機遇。

中國應當立足于競爭，以正和博弈的心態倡導自由貿易，堅持自主發展，不斷改善軟產業、軟性制造發展的軟環境。這不僅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責任編輯：韓雅潔）

（注：本文部分觀點參考自滕泰、劉哲、張海冰所著的《新紅利：贏在下一個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