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深入研究，可以發現，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輿論攻勢本質是系統性的“話語操縱”。它通過系統性操縱“突顯強度”、敘事框架和身份定位，將中菲島礁爭議包裝為“中國挑戰國際規則”的地區安全危機。這一戰略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妙手項目”的策劃支持下，已形成分工明確、渠道多元的認知戰體系。

首先是高頻制造“突發危機”。2023年以來，菲律賓月均策劃20余次挑釁事件，從仁愛礁“強闖運補”“激光照射”、黃巖島“氰化物捕魚”和“破壞珊瑚礁”等無端指控，到通過精心剪輯視頻、邀請CNN等西方媒體隨船拍攝等手段，將我常規執法歪曲為“軍事霸凌”。據統計，僅2025年前5個月，菲方就在仙賓礁、仁愛礁、鐵線礁等地組織10余次預設劇本的挑釁行動，并利用“即時影像+社交媒體”傳播，制造并擴大“現場見證”效應。

其次是編造多重扭曲敘事。以“受害化框架”展示小船對抗大艦的“不對稱沖突”；以“非法化框架”強行嫁接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決，將中國維權污名化為“破壞國際法治”“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盡管在菲海岸警衛隊承認“無實證支撐”的情況下，仍然炮制中國漁民“氰化物捕魚”的謠言。

最后是強化中菲對抗的錯誤認知。借助“矮人大衛戰勝巨人歌利亞”等耳熟能詳的西方故事，打造“民主小國VS威權大國”“規則守護者VS秩序破壞者”等標簽，試圖將中國描述為以大欺小、倚強凌弱的形象，不斷強化中菲對抗的錯誤認知，并將中菲南海爭端異化為意識形態對抗，為美國主導的所謂“民主太平洋聯盟”的介入做鋪墊。

實際上，菲方行動是美國“妙手項目”的本地化實踐。該項目由美國空軍退役軍官雷蒙多·鮑威爾協調，斯坦福大學“戈爾迪之結國家安全創新中心”提供理論支持，形成“智庫策劃—菲方執行—西方傳播”的認知戰互動鏈條。其戰術核心是五維聯動：一是“以民掩軍”：組織“阿廷伊托聯盟”等強政治背景的民間團體，以圣誕慰問、帆船比賽、舉辦音樂會等名義在爭議海域進行活動滲透；二是法律武器化：推動“海洋區域法案”將非法仲裁結果國內法化，并威脅就珊瑚礁破壞等環保問題再次提請仲裁；三是科考偽裝：派遣所謂“海洋科學家”在鐵線礁、仙賓礁進行“珊瑚礁潛水”，實際由海警船運送；四是認知作戰：通過選擇性和主觀性剪輯（如隱去菲船危險穿插畫面）、情感動員（渲染坐灘軍艦人員的“艱苦”），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五是媒體操縱：依托美國等西方媒體，大肆渲染“中國脅迫”的錯誤敘事。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2015年發布的《灰色地帶白皮書》早已明確，此類行動旨在利用“沖突性質模糊、當事方不透明、法律框架不確定”等特點，以低成本改變力量平衡。

菲美協同的這場南海問題認知戰已對地區秩序造成深度侵蝕。在安全層面，菲方“自殺式碰瓷”顯著提高了爆發地區沖突的風險。2024年8月仙賓礁事件中，菲海警船主動擦碰中國執法船，隨行CNN記者播報“中方攻擊”，險些觸發武裝沖突。同時，菲美加速了在地區內的軍事合謀。2023年菲律賓對美新增開放4處軍事基地，2024年菲律賓軍費猛增20%，并計劃從美國正式引進“堤豐”中程導彈系統等。地區內軍備競賽和安全困境不斷加劇。

在國際規則層面，菲方通過國內法域外化（如“海洋區域法案”）顛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精神，更以“選擇性法律適用”制造雙重標準。美偵察機抵近中國島礁12海里被稱為“航行自由”，中國漁船在相關島嶼合理合法避風卻被污名化為“海上民兵入侵”。

破解“南海話語陷阱”，需從話語解構、認知框架革新、制度錨定三個方向發力。第一，證據反制。可借助區塊鏈存證平臺固化執法全流程影像，如仙賓礁事件中運用多角度帶時間戳的視頻，24小時內迫使CNN更正報道。針對法律污名，匯集國際法專家剖析仲裁庭管轄權越位缺陷，形成針對非法裁決的系列批駁成果，并根據不同受眾定向發表與投放，逐步增加基于正確法理與依據的成果體系。

第二，用情感與價值紐帶重建南海問題認知框架。將黃巖島生態監測浮標兼作主權標志，直播珊瑚礁修復實況，突出我“海洋守護者”形象；聯合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激活“南海文明共同體”“藍色命運共同體”敘事，依托宋代沉船“南海I號”、元代航海圖、更路簿等實證，將主權訴求融入人類海洋遺產保護框架。經濟層面可研究嘗試推出“共同開發”新方案，設計油氣收益共享模型。

第三，長效治理的錨點在于區域機制自主化。加速“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進程，嵌入“爭端方事先協商”“域外力量限制介入”等條款；打造多語種智能傳播平臺，打造系列知識傳播型專家級流量IP；可嘗試將黃巖島建成國際海嘯預警中心，使主權主張與區域公益供給深度嵌套。（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北京分院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