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2023—2035年）》（以下簡稱《規劃》）獲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批復，已正式落地實施。與作為戰略總綱領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不同，《規劃》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總體戰略在核心區域的深化落地與具體實施；與側重全域國土空間保護與開發的上位規劃《京津冀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相比，其更聚焦于通過區域協同聯動實現核心領域突破，突出圈層融合與功能互補，推動首都都市圈形成有機整體。

上述三項戰略與規劃，均強調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持續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這也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主線。但是，在此基礎上，《規劃》進一步明確并突出了首都都市圈的整體功能定位，打破了以往各區域各自為戰的發展格局，更加強調首都“一核”與通勤圈、功能圈、產業協同圈各圈層的有機融合和協同共進。其核心目標在于，在更大空間尺度上推動首都功能優化配置與區域功能互補支撐，通過圈層聯動破解資源配置不均、功能布局失衡等問題。

雄安新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核心載體，重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尤其是教育、醫療、科研等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和高端產業，著力打造與首都功能互補的現代化新城。同時，作為“雙廊”之一京雄未來產業走廊的核心支點，雄安新區也承載著產業創新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使命，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京津冀區域產業創新高地。

天津在首都都市圈中與北京并非以疏解與承接為主要關系，而更多體現為分工協作、互補共生的協同關系。《規劃》重點強化北京科技創新優勢與天津先進制造、港口物流優勢的深度互補、協同發力，推動北京的科研成果在天津轉化落地，依托天津的制造業基礎和港口優勢，打造世界級先進制造業基地和國際航運樞紐，共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核心引擎。

首都都市圈的內在功能重組與對外功能協同，在《規劃》中也得到充分而深刻的體現。《規劃》創新構建了通勤圈、功能圈、產業協同圈“三圈層”嵌套式同心圓發展結構，形成層次清晰、功能互補、聯動發展的空間格局。其中，通勤圈作為職住協同核心區，聚焦居民日常通勤與生活需求，優化職住布局；功能圈作為疏解提升主陣地，聚焦非首都功能疏解與區域功能提升，推動核心功能優化升級；與前兩者聚焦于首都都市圈內部功能的高效重組不同，產業協同圈作為輻射帶動拓展區，不僅要強化首都都市圈對整個京津冀城市群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優質資源向周邊區域延伸，更要推動首都都市圈具備與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內主要城市群的高效聯結能力，加強產業、科技、人才等領域的協同合作，實現更廣范圍的協同發展。

《規劃》堅守“多規合一”核心理念，打破以往各領域規劃“各自為政”的局面，構建了系統性、整體性的協同發展路徑。其將產業、交通、生態、公共服務、文化旅游、安全韌性六大重點領域的協同舉措，統籌整合至一張空間底圖，實現各領域規劃的有機銜接、協同推進。在此基礎上，“重點突破、全面推進、協同發力”的實施路徑，既聚焦空間協同這一核心，又兼顧領域協同與治理協同，實現了“空間協同、領域協同、治理協同”的深度有機統一。這種全方位、多層次的協同路徑，其精準性、系統性在我國各類都市圈規劃中彰顯出鮮明特色，為其他都市圈規劃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當前，首都都市圈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制約著功能品質的進一步提升。其中，首都核心功能承載壓力較大，首都都市圈內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較為突出，京津冀地區發展動能轉換迫在眉睫，安全韌性建設面臨多重風險與壓力，這些問題均對首都都市圈功能提升構成嚴峻挑戰。《規劃》明確規劃期限至2035年，遠景展望至2050年，科學劃定約4.2萬平方公里的實體范圍，聚焦“一核兩翼、雙城多點、雙廊多圈”空間格局和六大重點協同領域。

以上規劃若能順利落地實施，將通過空間協同優化資源配置，推動首都都市圈從“形態協同”向“功能協同、治理協同”深度轉型，進一步強化首都核心功能，破解區域發展難題，對打造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核心引擎，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引領作用，為我國都市圈高質量發展提供示范標桿。（作者系中國縣鎮經濟交流促進會縣鎮發展研究院院長呂風勇）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