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主流媒體近日報道，美國國內多項最新民調顯示，美國民眾正在對資本主義失去信心。

其中，福克斯新聞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美國人對資本主義的正面評價大幅下滑：2019年，登記選民對資本主義的好感度凈差值為30個百分點（57%持正面看法，27%負面），現在則滑落到了僅剩4個百分點（50%持正面看法，46%負面）。該結果不僅與蓋洛普去年進行的同題民調結果類似，還同美國國內逐年增多的工人罷工相互呼應。康奈爾大學勞工行動追蹤系統顯示，2022年美國參與罷工的工人總數為22.4萬人，較2021年的14萬人同比增長60%；2023年全年罷工人數接近54萬，較2022年大幅增長141%，創下近40年來峰值。2024年開始，罷工頻次稍有回落，但呈現出餐飲、醫療、物流、汽車制造等多行業覆蓋以及46個州250多個城市大范圍擴散之勢。美國副總統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恰恰用阿巴拉契亞山區底層白人的真實成長史，刻畫了那些曾是“資本主義最忠實信徒”的鐵銹帶工人家庭，如何在產業轉移的浪潮中失去工作，陷入毒品成癮、家庭破碎、社區瓦解的慘境，他們曾經篤信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優績主義信條，最終變成困住一代人的精神枷鎖。

上述情況均折射出如今的美式資本主義已經很難像120年前維爾納·桑巴特在《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判斷的那樣，憑借“烤牛肉與蘋果派”式的高生活水平、普遍的男性普選權、開放的階層流動通道等消解階層反抗意識，并成為“美國夢”的底層邏輯。

美國社會近年來對資本主義信心漸弱，或許可從以下一些方面找到原因。

第一，自由主義全球化遭遇逆流，打破美國資本與政治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共謀”。

經濟全球化紅利期內，美國資本與政治形成某種“穩定默契”：資本層面依托全球化產業鏈布局，獲取超額壟斷利潤，且將部分收益反哺國內，維持社會表面繁榮；政治層面，民主、共和兩黨無論如何輪替，都默認服務于資本的核心利益，通過放松金融監管、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資本全球擴張掃清制度障礙，同時用“美國夢”敘事掩蓋貧富分化的事實，換取選民的支持。

但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美國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操作，自由主義全球化遭遇嚴重挫折，國際貿易壁壘抬升，美國跨國資本愈發難以再像過去那樣在海外獲取超額利潤，只能更多轉向國內收割存量市場，結果就是進一步擠壓了勞工階層的分配份額。截至2024年，美國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總財富占比僅為2.5%，而頂層1%人群掌握的總財富已經超過底層90%人群的總和。這直接打破了美國國內“讓渡小部分紅利換取社會穩定”的潛規則，使得兩黨都無法約束資本惡性逐利、無法兌現對普通民眾的福利承諾。為了贏得選票，他們只能在極化道路上漸行漸遠，導致資本不受約束地收割自身利益、政治體系進一步淪為資本逐利的附庸。相關現實暴露在公眾視野中，戳破了美國人“純靠努力就能從資本擴張中分一杯羹”的集體幻覺。

第二，資本主義無節制的社會掠奪觸發了“社會反向運動”。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指出，當市場肆意侵蝕社會邊界，必然會激起社會的自我保護。過去幾十年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恰恰在配合市場完成從社會中“脫嵌”的過程：1980年至今，美國聯邦學生貸款總規模從不足200億美元膨脹至2025年的1.7萬億美元，平均每個借款人負債超過2.8萬美元。另外，醫療負擔沉重，凱澤家庭基金會2024年針對美國民眾醫療費用負擔開展的調查顯示，75%的脫保成年人和37%的參保成年人稱曾因費用高昂而選擇拖延或放棄治療。就居住條件而言，2025年美國的住房自有率約為65%，與1980年水平大體相仿，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的這一指標高達73.8%，黑人則僅為45.9%。

與此同時，勞工保障體系遭到蠶食，私人部門工會入會率從1983年的16.8%跌至2024年的6%。加之美國多個州陸續出臺政策限制工會集體談判權、削弱工會影響力，疊加資本全球化流動帶來的“產業外遷”，普通工人的薪資議價能力被大幅壓制，1978年以來美國工薪階層經通脹調整后的實際購買力幾乎沒有增長。

當越來越多美國人發現“努力就能實現美國夢”越來越不真實時，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便很容易被激活。這類“社會反向運動”本質上是美國社會對資本無度掠奪的一種集體反抗，它不局限于歐洲那種為對抗資本而爆發的傳統社會主義運動，還以左右翼極端思潮崛起、對建制派的反叛、對現有資本主義秩序的普遍質疑等形式呈現出來，直接瓦解資本主義維系自身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和輿論陣地。

第三，從工業城市到中小城鎮再到近郊社區，那些被美國人視作“資本主義繁榮符號”的諸多生活空間，正經歷著不同程度的衰落。

這一日常可感的現實，成為削弱美國民眾對資本主義信心的直接推手。美國一些傳統工業城市首當其沖，底特律、克利夫蘭、揚斯敦等老的制造業重鎮，大片工廠廠區廢棄，部分核心街區的空置率長期維持在30%以上。產業和人口外流導致城市財政狀況堪憂，路面坑洼得不到修繕，路燈大面積損壞無人維護，警力、消防等基礎公共服務不斷收縮，部分街頭的毒品營地和流浪者聚集點逐年擴張。

美國中部和南部的不少中小城鎮同樣陷入“凋敝循環”。隨著本地加工廠、農業配套企業接連關閉，一些城鎮主街上曾經熱鬧的百貨店、餐館、影院等也相繼歇業。城鎮的活力隨著人口外流一點點被抽干，漸漸淪為“被遺忘的角落”。就連過去曾被奉為“美國夢終極形態”的中產郊區，也告別了原本的安穩幻象。美國社區調查數據顯示，從2019到2022年，美國貧困人口增加了150萬，其中超過60%發生在郊區。當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從小到大熟悉的繁榮生活場景難以重現，這種沉浸式的衰敗體驗比任何抽象的理論批判都更有沖擊力，直接讓美國民眾對資本主義“持續繁榮、人人向上”的承諾失去信任。

第四，美國代際更替下的社會心理轉向，消解了資本主義曾經賴以贏得信任的文化共識。

“桑巴特時代”美國民眾對資本主義的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將個人成功歸因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體系。但如今，這一心理對美國“千禧一代”和“Z世代”而言已經不復存在。從反映父輩收入對子女收入影響程度的“蓋茨比曲線”觀察，“沉默一代”的代際收入彈性僅0.3，超70%的人收入超越父輩；2025年該數值升至0.6，能超越父輩收入的年輕人占比已跌破50%。從現實看，美國當代年輕人并未經歷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而成長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經歷之后經濟復蘇長期乏力的現實，這些對資本主義的“負面記憶”都使他們形成某種集體代際心理。蓋洛普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民主黨人）對資本主義的好感度總體上遠不如15年前。50歲以下的民主黨人中僅有31%對資本主義持正面看法，而2010年該比例為54%。這種自然生發的代際觀念轉向絕非短期的情緒宣泄，而更像是一場持續的認同范式轉移，即當長期支撐資本主義合法性的“美國夢”共識逐步失去代際傳遞能力時，資本主義的受歡迎程度自然出現不可逆的下滑。

回望維爾納·桑巴特的百年命題，今天的美國恰恰走到了它的反面。那些曾經營造資本主義“良好形象”的主流政治力量托舉、安逸便捷的生活圈和階層流動通路等，正被資本主義的無序、惡性擴張破壞。當美國人從骨子里不再認同這套體系的價值敘事時，資本主義用來掩蓋社會內部矛盾的那些緩沖機制便日趨失效。如今，美國民眾對這套體系的失望乃至反叛，便成為題中應有之意。（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