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近期在上海成功舉行，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推動人工智能治理與國際合作的行動方案和具體舉措，并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歐洲媒體與政治人士對此非常關注。

長期以來，歐洲方面對美中歐在人工智能領域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認知：美國負責技術創新，中國負責技術應用，歐洲則負責制定規則。歐盟出臺的《人工智能法案》一度被視為歐洲監管強勢地位的集中體現，歐盟希望通過風險分級、透明度要求和基本權利保護，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樹立新的規范標桿。然而，近一年來，全球人工智能討論越來越集中于算力基礎設施、前沿模型和產業生態，歐洲在這些討論中的聲音相對較弱。與此同時，歐洲內部對《人工智能法案》的反思也在增加。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和產業界人士擔心，復雜的合規要求、尚未完全明確的技術標準以及多重監管義務，會增加企業成本、削弱歐洲企業與國際企業競爭的能力，歐盟也開始在競爭壓力下調整部分實施安排。

實際上，歐洲當前面臨的困境具有多重性。歐盟如今提出加強“技術主權”，減少在芯片、云計算、軟件和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對非歐盟國家的依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在“跨大西洋關系”出現裂痕的背景下，歐盟對自身高度依賴美國科技企業、云服務和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產生越來越強烈的警惕。另一方面，又出于產業安全和數據保護的焦慮，對外部技術設置日趨嚴格的監管和市場準入門檻。面對中國人工智能產品時也表現出類似的糾結：既看到中國技術在成本、效率和應用上的吸引力，又擔心形成新的技術依賴。可問題在于，對外部技術“去依賴”，并不等于歐洲技術自然獲得競爭力；限制外部技術進入，也不會自動催生歐洲的大模型、算力平臺和應用生態。如果歐洲既不愿過度依賴美國，又對中國技術保持高度戒備，同時自身產業發展仍然緩慢，就會陷入一種“多重設防、能力不足”的困局。

與此同時，歐洲公眾對人工智能的焦慮同樣不容忽視。就業替代、隱私保護、算法歧視等問題在歐洲社會具有很強的政治敏感性。這些擔憂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治理只強調防范風險，而缺少產業發展和社會應用，就容易形成一種“沒有發展支撐的安全”。最終，歐洲可能既沒有獲得真正的技術自主，也沒有分享到人工智能帶來的生產力紅利。

規則制定必須建立在產業實力之上。歐盟的規制能力之所以曾經具有全球影響力，是因為歐洲擁有巨大的統一市場、完備的法律體系以及在許多產業領域的技術和商業基礎。但在人工智能領域，如果缺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模型和應用，規則的外溢效應就會逐漸減弱。沒有產業支撐的規則，可能最終只是一紙空文；甚至可能主要約束歐洲自己的企業。

中國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徑與歐洲有所不同。中國的相關監管更多是在產業快速發展過程中不斷調試和完善的。其基本邏輯并非先建立一套靜態、完整的制度，再允許技術發展，而是在發展中識別問題，在應用中完善規則，通過備案、安全評估、算法治理等手段，努力在創新和安全之間尋找動態平衡。這說明，人工智能治理不能脫離產業實踐，監管者必須了解模型如何訓練、企業如何運營、技術如何進入社會，才能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則。治理既不能損害創新，也不能放任無序發展。中歐在這一問題上并不是完全對立，而是可以相互借鑒。在重視權利保護和制度約束的同時，也要重視應用落地、工程實踐和政策適應性。雙方可以加強監管機構、企業、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特別是在安全評估、監管沙盒、行業標準以及數據治理等領域開展更具體的合作。

在人工智能領域，中歐仍然具有明顯的互補優勢。中國的優勢在于前沿模型開發、大規模市場應用、工程化能力和成本控制；歐洲的優勢則在基礎科學、專業人才、工業積累和監管治理。雙方在工業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機器人、綠色計算、醫療健康以及人工智能安全等領域都存在廣闊合作空間。歐洲需要以更加開放的眼光看待中國人工智能技術。真正成熟的政策，應當在技術機遇與產業安全之間建立可管理的平衡，通過公平競爭、風險評估和互惠安排降低風險，而不是簡單地將技術來源政治化。

歐洲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代表團日前訪問北京和上海。這是歐洲議會與中方恢復直接接觸后首次組團來華，也是近年來中歐高層政治交流逐步恢復的重要一步。過去幾年，中歐之間圍繞經貿、安全等問題的分歧不斷上升，歐方對中國的認知越來越多地受到媒體敘事和地緣政治的影響。歐洲政治人士只有真正來到中國，走進中國的城市、大學和企業，才能看到一個真實、立體、不斷變化的中國。（作者是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