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美歐到中東、東南亞和日本，再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政府正在以空前力度推動一項全球性的勞動力輸出戰略。目前，印度已與26個國家簽署了28項移民與流動伙伴關系協議（MMPAs）或同等安排，印度外交部稱類似談判還在繼續推進中。

與此同時，隨著印度移民潮水般涌入世界各地，一股反印度移民的浪潮正在美歐及其他一些國家民粹主義的土壤中加速蔓延。

“勞工外交”可能給印度帶來政治代價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日前刊發報道，聚焦于印度移民潮與西方社會的矛盾，指出莫迪政府正通過國家間協議向對移民持反對態度的西方國家輸出勞動力，這一策略與當地日益高漲的反移民情緒形成尖銳對立。印度政府布局的這場“勞工外交”，可能正在為新德里帶來意想不到的政治代價。

首先，僑匯收入已成為印度經濟的重要支撐。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僑匯接收國，2024年其僑匯收入達到1290億美元，幾乎是第二名墨西哥（680億美元）的兩倍，遠超中國（480億美元）、菲律賓（400億美元）和巴基斯坦（330億美元）。2024-2025財年，印度商品貿易逆差達2870億美元，僑匯抵消了這一逆差的近一半，如果不是有大量僑匯流入，印度的經常項目赤字會更大。現在僑匯約占印度GDP的3%，已成為其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更值得注意的是僑匯來源的結構性變化。美國、英國和新加坡三國合計貢獻了印度僑匯總額的45%，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的份額則持續下降。這一結構性轉變意味著，印度對高端技術移民輸出的依賴正在不斷加深，這也正是印度政府在全球范圍內推動專業技術人才與勞工輸出協議的根本動力。

其次，新德里希望通過勞工輸出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印度是世界上勞動適齡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每年大概有1200萬新增就業人口。雖然印度聲稱其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但其增長速度和產業結構卻無法提供足夠的非農就業崗位，就業矛盾非常尖銳。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為嚴峻。通過在海外市場安置熟練和半熟練工人，印度政府得以管理“不斷擴大的勞動年齡人口帶來的期望”。而實際上，有更多的印度人口通過非法渠道遠走海外。這些人往往并非來自最貧困階層，而是那些因教育水平或英語能力不足，難以獲得旅游或學生簽證的群體，他們轉而借助收費高達10萬美元的中介機構，通過復雜路線規避邊境管控而移民海外。

再次，擴大向海外移民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義海外擴張傾向。印度人口基數巨大而國土面積相對狹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據外媒報道，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及其母體組織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RSS）都有擴張領土的想法，不僅推出所謂“大婆羅多”的設想向周邊擴張，而且還要向全球擴張，尤其是向那些人口出生率不足的發達國家移民。即通過移民改變東道國的人口結構，向世界傳播印度宗教和文化，成為“世界導師”。莫迪政府上臺后，印度海外移民呈現出鮮明的組織化特征。尤其是最近兩年，這種組織化特征更加明顯，從德國、以色列到俄羅斯、芬蘭和歐盟，勞務流動協議已成為印度簽署雙邊協議的標準配置。

印裔科技精英的“成功敘事”日益黯淡

在印度向海外移民的過程中，RSS及其“團家族”組織網絡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RSS的海外分支——“印度教志愿服務團”（Hindu Swayamsevak Sangh, HSS）——早在上世紀40年代即在肯尼亞成立第一個海外支部，目前已擴展至156個國家，設有約3289個分支機構。據印度媒體報道，HSS在美國擁有146個“沙卡”（Shakha，基層活動單元），遍布美國幾乎每一個州，包括紐約與華盛頓特區等主要城市。這種有組織的海外動員網絡，為印度海外移民和印度宗教文化的全球擴散提供了制度化載體。

不可否認，印度海外移民確實為東道國作出了貢獻。比如美國一些知名跨國公司由印度裔CEO執掌，印度裔高管在硅谷和華爾街的影響力已成為印度海外移民“成功敘事”的標志性符號。然而，光鮮的精英敘事無法遮蓋大規模移民與非法流入所帶來的社會撕裂。

過去兩年，從美國南部邊境到加拿大，印度非法移民潮顯著上漲。僅2025年一年，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就攔截了23830名試圖入境的印度人。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估算，美國境內約有72.5萬印度非法移民，數量僅次于拉美。許多人是利用文憑造假、旅游簽證輾轉或由已在美國的親屬協助偷渡入境。他們到來后不會融入當地社會，往往聚集成相對封閉的社區，建立印度寺廟、保留自身生活習慣，在就業、住房、教育和醫療方面與本地居民形成競爭甚至沖突。更讓一些西方社會不安的是，印度社區已開始有組織地參與選舉，試圖影響公共資源分配和當地政治格局。英國已出現過印裔首相，美國也出現了眾多印裔總統候選人。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約260萬印裔合格選民成為兩黨競相爭取的對象。

大規模海外移民激化印度與多國矛盾

印度移民這種封閉性與擴張性共存的模式，在西方民粹主義和反移民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快速催生了針對印度移民的“集體抗拒”。

加拿大在2024年1月宣布對國際學生簽證設置上限，首先沖擊的就是數量龐大的印度留學生群體，其背景正是公眾對住房危機和公共服務承壓的強烈不滿。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新申請H-1B簽證征收10萬美元的高額費用，直接沖擊以印度技術移民為主體的既有人才流動模式。澳大利亞也將印度簽證批準率削減近一半。今年7月，莫迪訪問澳大利亞期間遭遇強烈抗議。澳反移民活動人士在莫迪下榻的酒店外打出標語，高喊“澳大利亞屬于澳大利亞人”“不要更多印度移民”。

對莫迪政府而言，海外移民戰略正演變成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僑匯已成為印度經濟不可或缺的穩定器，海外移民也是緩解國內就業壓力的重要出口；另一方面，大規模、有組織的勞動力輸出正在激化印度與多國的矛盾，損害印度的國際形象。印度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單純依賴非正規勞務輸出渠道的擴張模式，在民粹主義抬頭的國際環境下政治風險不斷上升，因此轉而尋求通過雙邊制度化協議來實現移民流動的“合法化”和“可控化”，同時盡量將非法移民問題與技術移民議題相剝離，以維護后者在東道國的正面形象與政治空間。

但印度政府是否準備好面對輸出勞動力與輸出意識形態之間的張力？RSS和HSS等組織在海外的宗教文化擴張，與印度官方技術勞工輸出的務實訴求之間，是否存在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當“印度教特性”的海外傳播與東道國的文化價值觀發生碰撞時，印度外交又將如何自處？這些問題可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西方民粹主義持續升溫，印度海外移民的紅利期正在收窄。新德里的“勞工外交”如果不能妥善處理移民融入、非法移民管控和宗教文化輸出之間的平衡，這場精心布局的全球戰略，終將被自己點燃的反移民浪潮反噬。（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