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學界近段時間爆發一場重量級的跨大西洋論戰：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圍繞“美歐經濟差距是否持續擴大”隔空交鋒。從辯論情況看，阿吉翁的團隊不僅是在進行一場經濟學專業論戰，更流露出濃厚的情感色彩，表現出對歐洲大陸整體競爭力下滑的深深焦慮。
究竟在激辯什么
這場論戰可以從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2024年發布的《歐洲競爭力的未來》報告說起。這份歐盟官方頂層文件直言，歐洲創新停滯、生產率掉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挑戰。今年5月，克魯格曼發表文章認為歐洲并未真正掉隊，民眾生活質量相對美國保持穩定，過度渲染歐洲競爭力危機只會推動不必要的激進自由化改革。阿吉翁隨即和法國人安托南?貝爾若、西班牙人路易斯?加里卡諾形成研究團隊，發表文章系統論證歐洲經濟相對美國持續下滑的現實。隨后雙方多次撰文補充論據，其他多位經濟學家也加入辯論，使這場論戰一直延續到了7月。
兩位諾獎經濟學家及其各自團隊依托同一套宏觀底層數據推演，最終卻得出天差地別的判斷。想要解釋這場激辯是極具挑戰性的。簡單地說，雙方分歧的關鍵點是，克魯格曼選擇的核心標尺是按照購買力平價比較每年的人均GDP。按此衡量，過去幾十年來歐洲的指標穩定維持在美國的75%左右，不存在持續擴大的趨勢。在克魯格曼看來，歐洲并非生產效率不足，而是社會主動選擇更少工作、更長假期、更早退休，美歐民生差距穩定，歐洲無需過度悲觀。美國人工智能、半導體、數字產業等技術進步會向全球外溢，歐洲無需復刻美國硅谷式創新體系。
阿吉翁團隊對克魯格曼的測算方法提出系統性批判，認為更準確的方法是消除通脹因素后比較人均增長。按此衡量，1990年以來歐洲生產率相對美國持續下滑；如果法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擁有與美國相同的生產率增長，其今天的GDP將高出18%。阿吉翁團隊的政策主張直指結構性改革：歐洲必須整合泛歐資本市場、降低創業管制、大規模增加公共基礎科研投入、搭建自主算力與芯片產業鏈，否則將在未來喪失全球產業話語權。
歸根結底，二人評判體系著眼于完全不同的維度。克魯格曼錨定個體居民當下的生活質感，側重閑暇時長和公共服務供給，回答“普通人當下過得好不好”；阿吉翁則看重國家長期綜合硬實力與戰略自主空間，緊盯經濟總量、全球產業份額、前沿技術發展，探討“一國如何在全球博弈中掌握主動權”。個體本位與大國競爭兩種視角，導向截然不同的結論和政策選擇。
背后藏著集體焦慮
作為美國學者的克魯格曼，無需承擔歐洲當前面臨的結構性壓力，可以天然傾向溫和樂觀的判斷。但阿吉翁作為法國經濟學家，視角自帶歐洲本土的現實危機感。不僅阿吉翁的團隊都是歐洲經濟學家，他的觀點也獲得歐洲主流經濟學界的廣泛認同。因此，這場論戰事實上成為歐洲焦慮的集中釋放：
首先，與美國的創新生態鴻溝越拉越大。美國已構建起政府戰略、華爾街資本、硅谷科創企業聯動的閉環創新體系。SpaceX、OpenAI、Anthropic這類投入周期長、研發成本高的硬核科創企業，可通過上市募集千億級資金，持續承擔反復試錯的高額成本。反觀歐洲資本市場則是四分五裂，各國監管規則不一，風險資本供給匱乏，銀行體系又偏好低風險傳統行業，本土科技初創企業很難成長為全球行業龍頭。相關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全要素生產率與美國的差距持續拉大，人工智能、高端半導體、信息通信等高生產率賽道布局嚴重缺位，本土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效率也遠不及美國。
其次，深度老齡化持續壓縮歐洲勞動供給。人口結構是在克魯格曼的分析中被弱化、在歐洲學界卻被高度重視的一個關鍵變量。即便按照克魯格曼的理想假設——美歐單位工時勞動生產率持平，但歐洲勞動人口占比持續收縮，其GDP總量和全球份額較之美國依然走弱。同時，老齡化還推高養老金、醫療剛性財政支出，擠壓基礎科研、產業補貼預算，進一步削弱創新投入能力。對比美國依靠移民與相對更高的生育率維持勞動力韌性，歐洲人口基本面正在形成長期拖累。
第三，高福利模式拖累歐洲長期增長潛能。短工時、長休假、提前退休是歐洲傳承多年的社會福利傳統，德法兩國每年人均工作總時長遠低于美國。即便勞動生產率差值保持穩定，工作時長縮減也會直接壓低全社會總產出。克魯格曼將減少勞動投入視作無成本的福利選擇，歐洲學者則清醒認識到，充足閑暇是歐洲社會模式的獨特優勢，但也要以國家長期經濟實力下滑為代價。
第四，來自美國的技術紅利具有脆弱性。克魯格曼的判斷暗含一條關鍵靜態假設：跨大西洋同盟長期穩固，美國持續向歐洲開放高端技術，歐洲能夠長期共享美國的創新成果。但當前的現狀恰恰是美歐政治分歧、貿易摩擦、技術壁壘層層抬升，這條核心假設事實上已然失效。
如果克魯格曼的樂觀論調成為歐洲社會主流聲音，整個區域或將陷入被動依附的“躺平困境”：政府喪失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動力，企業擱置本土自主研發，資本持續涌向美國科創企業，歐美經濟差距加速擴大，如此等等。而阿吉翁團隊在辯論中頻繁使用“我們歐洲人”這樣飽含情感的表述，足見其立足歐洲本土、發自心底的憂患意識。
地緣政治造成非對稱沖擊
除了歐洲內部的一些結構性短板，近年來頻發的國際地緣政治沖突，也對美歐造成不同的經濟沖擊，成為加速二者經濟分化的外部推手。
一是能源沖擊不對稱：歐洲承擔巨額成本，美國總體反向獲利。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洲對俄實施能源制裁，本土工業電價一度飆升至美國的3倍，天然氣價格長期維持在美國的4至5倍。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倒逼歐洲一些高端制造企業關停本土廠區，赴美國、東南亞國家新建生產線，歐洲產業空心化趨勢加劇。霍爾木茲海峽危局令歐洲油氣價格暴漲，推高輸入型通脹，擠壓企業研發投入與居民消費能力。與之相反，美國坐擁大規模的頁巖油氣與液化天然氣出口產能，在地緣沖突抬升能源價格之際，美國能源企業可向歐洲高價供貨，營收大幅增長，國內能源成本也相對平穩。
二是財政與防務負擔不對稱：歐洲擠壓創新預算，美國反哺本土產業。地緣沖突催生軍費、難民安置、對外援助等剛性大額支出，給高債務歐元區國家帶來沉重財政負擔，一些國家只能被動縮減基礎科研、科創扶持資金，本土創新進一步被削弱。美國防務開支卻形成某種程度的內部循環：對烏援助多以軍工訂單回流本國，軍費擴張直接利好國內軍工與高端制造產業。同時，美國出臺《芯片與科學法》《通脹削減法》，以巨額財政補貼定向扶持本土建廠企業，以此吸引歐洲半導體、新能源、人工智能企業赴美落地。
三是資本流動與供應鏈重構不對稱：歐洲資本外流，美國承接更多創新要素。全球地緣不確定性推動避險資金從歐元資產撤離，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美國市場；歐洲本土科創企業盈利減弱、估值走低，長期風險資本、頂尖工程師跨大西洋流向美國硅谷、得州算力集群。美國借地緣安全敘事推動制造業回流，試圖將全球高端供應鏈向美國集中；歐洲受制于內部市場碎片化，面對供應鏈擾動一時無法統一搭建自主安全產業鏈。在全球供應鏈重構過程中，歐洲不斷流失資本、人才、高端產能，美國則試圖集聚全球創新要素，這進一步放大大西洋兩岸創新體系的差距。
總之，克魯格曼與阿吉翁的跨大西洋論戰，表面上是關于指標選擇的學術分歧，深層則是兩種經濟發展觀、國家競爭觀的碰撞。其中，阿吉翁團隊顯然代表著歐洲經濟學界的主流判斷，更加貼合大國競爭的現實邏輯，似乎也更符合國際輿論對美歐經濟比較的直觀感受。（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