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一些國家的媒體和政客不斷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調，通過渲染似是而非的說法令本國輿論和部分民眾就此形成錯誤認知。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洪勇：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

萬喆：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經濟學家

霍達：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科研處副處長

“產能利用率太低”？

洪勇

判斷產能是否過剩，不能只看產能是否有余量。設備檢修、訂單波動、新產線爬坡、產品更新換代，都會使一部分產能暫時閑置。產能利用率不可能長期保持在100%，一定的產能余量是企業正常經營和經濟平穩運行的必要條件。

商務部發布的《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指出，“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中的動態現象，既與供需變化有關，也受產業生命周期影響。國新辦發布會上，商務部有關負責人進一步介紹，2025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4.4%，工業整體供需基本平衡、運行態勢平穩。

對74.4%該怎么看？首先要明確，產能利用率沒有一個適用于所有國家、所有行業的固定“合格線”。各國工業結構不同，統計范圍和核算方法也有差異。同一國家內，鋼鐵、汽車、芯片和光伏的生產周期、設備特征、市場半徑也不相同。離開具體國情和行業特點，單憑一個數字給整個工業體系貼上“過剩”標簽，很難成立。

從國際經驗看，主要工業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通常在七成至八成區間波動。產能利用率低于100%，說明工業體系存在正常余量，不能直接等同于產品賣不出去，更不能直接推導出依靠出口消化“過剩產能”。如果把所有未被即時利用的設備都認定為過剩，那么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長期存在“產能過剩”。這樣的“標準”顯然沒有依據。

其次，更重要的是，判斷中國產能狀況不能只看總體數據，還要看內部結構。根據發布會披露的信息，2025年中國高技術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的產能利用更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傳統行業利用率階段性偏低，主要與產業結構調整和綠色轉型有關。這說明中國工業當前面對的主要是結構性、階段性問題，而非整體性、持續性的供給嚴重超過需求。

這種分化不難理解。一個產業進入技術迭代期，老設備需要退出，新設備則需要提前建設。新產線從投產到穩定運行，也要經歷爬坡過程。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間，局部行業的利用率會出現波動。企業投資增加、市場競爭加劇，有時也會帶來價格下降和利潤收窄。這些現象需要關注，并通過市場競爭、兼并重組、技術升級和行業治理進行調整，但不能因此把整個產業的競爭力歸結為“產能過剩”。

產能利用率還揭示了當前相關指責中的一個邏輯問題。一些觀點并不直接考察中國工廠的設備利用情況，而是把出口增長、國際市場份額上升和貿易順差擴大作為“產能過剩”的證據。但出口是國際分工的結果，產能利用率才是觀察生產能力使用狀況的直接指標。一個國家生產的產品具有成本、質量或技術優勢，得到國際市場認可，出口自然會增加。不能因為產品有競爭力、出口規模較大，就反推出其國內產能必然過剩。

美國生產的芯片約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交付的商用飛機約2/3銷往北美以外。歐盟在汽車、藥品和化妝品等領域也保持較大順差。國際貿易本來就是各國依托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和交換。若“出口多”即可認定“產能過剩”，那么許多制造強國的優勢產業都是產能過剩。

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總體處于合理區間，局部行業的階段性調整不能代表工業整體。真正客觀的討論，應統一統計口徑，區分國家和行業，結合產能利用率、市場需求、技術迭代及產業周期綜合研判。離開這些基本條件，僅憑出口或市場份額給中國產業貼上“產能過剩”標簽，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無助于解決全球發展與綠色轉型面臨的實際問題。

“補貼導致過剩”？

萬喆

伴隨中國以電動汽車、光伏、鋰電池為代表的“新三樣”在全球市場大放異彩，“中國的巨額補貼造成巨大產能過剩”的錯誤說法在西方輿論場時而出現。這一論調將復雜的全球產業變遷過度簡化，不僅曲解了產業政策的本意，更掩蓋了全球供需失衡的真正根源。

“補貼致過剩”論調暗含一個假設：完全沒有政府干預，市場會自動達至均衡。但這恰恰忽略了新能源產業的核心特質，即巨大的正外部性。傳統化石能源的真實成本長期被低估，其造成的空氣污染、氣候變化等社會成本并未計入價格，這是典型的負外部性。新能源的清潔技術具備減排、能源安全等正外部性，若完全交由短期價格信號主導，社會效益就無法得到充分回報，產業必然面臨投資不足。因此，政策干預不是對優勝劣汰法則的違背，而是對全球碳定價體系失靈的必要矯正。

這并非中國獨創的邏輯，而是國際社會長期共享的政策智慧。德國的《可再生能源法》自2000年起通過固定上網電價補貼，催生了當時全球最大的光伏應用市場，其培育的巨大需求拉動了全球光伏制造規模化，為光伏度電成本此后持續下降奠定了市場基礎。日本上世紀70年代在半導體和汽車領域的產業政策，美國對頁巖氣長達數十年的稅收優惠和研發補貼，都曾被質疑“扭曲市場”，但最終孵化出了革命性的能源和產業版圖。 當下，歐盟通過“綠色協議產業計劃”放寬國家援助規則，各成員國對電池超級工廠的補貼競相加碼。這些政策恰恰說明，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起步和追趕階段，“政府之手”修補市場失靈是國際慣例。

判定產能是否過剩，最終裁決者應是市場。當前中國“新三樣”的全球競爭力，并非僅源于補貼，而是一個集超大規模制造、完整供應鏈生態和技術快速迭代于一身的系統性優勢。

在市場動態競爭中，適度的產能冗余也是推動技術迭代和應對需求波動的必要條件，這區別于結構性、長期的絕對過剩。以光伏為例，從市場格局看，我國光伏組件全球市占率超90%、動力電池全球出貨占比突破70%，本質是規模化優勢匹配全球綠色轉型剛需，并非國內封閉市場的無效過剩。而且，全球市場需求遠未觸頂。國際能源署《可再生能源2025》報告稱，從2025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預計翻一番，其中近80%來自太陽能光伏占比；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年度需求將是2023年的十倍。

當前新能源領域局部、階段性的供需失衡，根源不在供給端，而在需求端。全球許多地區受電網基礎設施老化、化石能源利益集團游說以及人為貿易壁壘的限制，未能釋放出與供給潛力相匹配的市場需求。

一個耐人尋味的例證是：2011年至2017年間，伴隨德國等國逐步削減光伏補貼，全球光伏市場劇烈震蕩，德國光伏巨頭Q-Cells、SolarWorld等相繼破產。當時歐美輿論紛紛指責中國“過度補貼、低價傾銷”，然而此后數年，在市場機制的篩選下，光伏度電成本繼續急劇下降，全球裝機量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這一歷史段落深刻說明，補貼退坡后的產業整合是市場經濟的正常洗牌，而非“過剩”的鐵證；真正的阻礙不在于供給太多，而在于各國釋放綠色需求的政治意愿不足。

今天，部分國家以“產能過剩”為名對中國綠色產品加征關稅，這恰恰是人為制造需求瓶頸。產業成長從來不是平穩上行的直線，而是在擴張、調整、升級中螺旋迭代。面向未來，對話的重點不應是詰難誰生產得多，而應是如何通過深入的國際合作，消除綠色貿易壁壘，共同激活巨大的潛在市場需求。

“順差大就是過剩”？

霍達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一些人對中國形成“產能過剩”的錯誤認知，主要原因在于不能以與時俱進的動態經濟歷史觀，去看待全球經貿網絡的格局演進。他們仍然按照傳統簡單方式，對全球各經濟體在經貿網絡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分類判斷和考量。

中國自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貿易結構在不斷加快升級。與“產能過剩”形成較大區別，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規模歷史同期首次突破25萬億元人民幣，智能產品、創新產品出口動力強勁，企業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間與合作伙伴較為活躍，呈現穩、新、活的特點。實際上，中國“出口多、順差大”并不等于“產能過剩”。

第一，中國的出口增加主要來源于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尤其在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半導體等領域加大了國際合作，以更高質量滿足世界各國的民生經濟需求。中國高質量經濟建設逐漸呈現的貿易結構轉型和全球服務領導力提升，正在加快驅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所形成的產品出口和服務輸出。

在傳統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中，產品技術差異和生產效率水平成為區別各國生產能力向貿易體量轉化的重要解釋。而當前的經貿關系格局與國際分工體系，隨著知識的加速流動和迭代，早已從傳統的單一線性技術關系和追趕型分工，轉化為多層次、嵌入式、動態性網狀分工，在研發、生產、服務等多個環節已形成更加復雜和更加系統性的相互支撐和優勢協同。

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長期的努力和探索中所形成的技術經驗、管理經驗、市場經驗，開始形成國內生產力的核心競爭優勢，同時國內市場規模激勵著產品提升核心技術，新興市場的出口模式已逐漸升級，更加豐富的品類、更加優質的性能、更加便捷的服務，正在逐漸重構新興市場出口競爭力的內涵與外延。

第二，貿易順差體現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全球經貿網絡中形成雙向互惠的效應。貿易順差是全球分工、儲蓄投資結構及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不等于國內供給超過有效需求的“產能過剩”。前者是宏觀收支現象，后者是微觀供需失衡狀態。中國實現貿易順差，反映出中國的產業體系完備高效，是全球分工體系和貿易格局變化的客觀結果。正如商務部所強調的，中國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組件和70%的風電裝備，為貿易伙伴綠色轉型提供了重要支撐。外資企業貢獻了中國16%的順差，也從中獲得了豐厚的投資回報。

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的貿易結構及經濟政策調整，也助力全球開放經濟創新發展。中國經濟在全球南方與南北合作中所推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知識密集型轉型，早已超越粗放式的輸出和增長方式。

第三，在貿易順差動態演進的過程中，中國仍在持續構建雙向開放的合作共贏平臺。中國貨物貿易有較大順差，而服務貿易、資本、金融賬戶仍有逆差。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對接國內國際雙循環市場資源的同時，也在積極推動“走出去”與“引進來”。消博會的“全球特色消費展區”、服貿會的“國別展區”等創新設置，已成為中國為全球開放經濟搭建的重要公共服務平臺。

中國在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創新鏈、服務鏈、人才鏈的同時，也在積極為全球經濟的開放共贏和普惠創新作出貢獻。從2024年起，寧夏冷涼蔬菜乘飛行航班銷往迪拜市場，近20種蔬菜品種為迪拜的超市提供新鮮快捷的供應服務。

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將積極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持續向全世界開放市場，堅定不移擴大進口。中國不斷參與全球合作的同時，也在不斷提升服務全球開放經濟的能力。未來，中國將為推動全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更加豐富的智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