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日本物價不斷上漲、實際工資連續下滑，讓普通民眾生活壓力持續攀升，降低生活成本的呼聲日漸高漲。多項民調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已跌破50%。然而，面對支持率持續下跌，高市在接受質詢時竟稱自己“不清楚原因”。這種冷漠態度，恰恰折射出民生議題在她眼中的真實分量。

高市早苗政府自上臺以來的施政重心，始終與民眾的切身關切存在明顯錯位。修憲、擴軍等右翼議程被優先推進，而應對物價高企、改善就業環境、完善社會保障等民生議題卻被放在次要位置。

實際上，這種“重右翼議題、輕民生關切”的施政選擇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右翼長期政治邏輯的延續。自民黨所賦予高市早苗的政治任務，就是奪回右翼保守勢力支持。因此她的施政優先級非常明確：團結自民黨黨內右翼勢力，拉攏日本維新會等其他保守政治力量，全力推進修憲等右翼議題。在這一格局下，民生問題自然會被邊緣化。

很多人或許會好奇，為什么日本首相支持率降低，但位子依然穩固？這是因為日本首相是由國會中的執政黨或執政聯盟推選，民意支持率更多是輿論參考而非選舉的硬約束，只要黨內不反，內閣就不會倒。這種制度環境進一步放大了高市政府對民意反饋的鈍感力，使民生訴求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政策壓力。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漠視民生、放任社會不滿情緒積聚，本身或許就是日本右翼壯大自身的一種政治操作。當民眾對物價、就業、養老等現實問題感到焦慮和無助時，這些不滿如果得不到有效疏導，就容易被引導到外部方向——轉移矛盾、樹立外敵、渲染威脅，正是日本右翼最擅長的政治敘事。

歷史已經反復驗證過這套邏輯：16世紀末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就是轉嫁國內土地分配不均和武士階層過剩的矛盾；明治維新后，日本接連挑起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以對外擴張沖淡內部改革壓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全面侵華乃至后來的太平洋戰爭，都有在國內經濟危機或政治僵局之際轉移視線的因素。

高市政府一方面將大量資源投入軍備擴張、情報體系建設及開展“金元外交”，另一方面大力迎合右翼議題，就是在制造一種類似的困境——民生得不到改善，社會壓力不斷積聚，而右翼勢力則在民怨的縫隙中尋找將不滿引向外部、強化自身議題的機會。這套“民生跌倒，右翼吃飽”的邏輯，正是右翼勢力鞏固自身政治版圖的重要抓手。

包括高市內閣近期強推、打算作為民生招牌的食品消費稅減稅政策，便是“假裝關注民生”的典型案例。日前，高市早苗宣布自明年4月起，將食品和非酒精飲料的消費稅稅率從8%下調至1%，為期兩年，同時向中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補貼。看上去很美好，但錢從哪兒來？在日本政府債務規模已達GDP約204%的背景下，日媒預計減稅方案會給財政帶來每年約4.4萬億日元的窟窿，兩年累計損失高達10萬億日元。雖然高市強調“不會依賴特例公債（赤字國債）”來籌措資金，卻始終給不出明確的替代財源。前首相石破茂以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日媒都對此提出了批評，投資者也對前景普遍感到不安。這種“喊口號”式承諾，與其說是民生關懷，不如說是日本右翼的又一張政治“大餅”，只是為了制造“政府在解決問題”的假象，而非真正改善民生。

知往鑒今，當下日本社會最需要的，是從民眾的飯碗和未來入手，找到真正有效的“泄壓閥”。當民眾的不滿在這口“高壓鍋”中越積越滿，日本右翼卻只顧伺機而動、謀求實現自身野心，損害的不僅是日本普通民眾的生活，更是在重蹈歷史的覆轍。（作者是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