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勞動”原本是國際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國際法對此有著明確的定義和認定標準。然而，在實踐中，美國常將“強迫勞動”概念政治化，動輒假“反對強迫勞動”之名行霸權、霸凌之實，肆意給其眼中的“異己國家”“競爭對手”貼上“強迫勞動”標簽，施加各種制裁和打壓。
事實上，美國才是“強迫勞動”的慣犯，不僅歷史上長期推行奴隸制和奴隸貿易，靠強迫勞動實現原始資本積累；到了21世紀的今天，美國國內仍然廣泛存在多種強迫勞動現象。可以說，強迫勞動現象貫穿美國的250年歷史。
首先，美國的發家史中包括奴隸制，充斥著強迫勞動。歐洲人發現美洲大陸后，就動起了歪腦筋，即奴隸制。起初，歐洲人靠的是抓捕劫掠印第安人并強迫他們勞動，后來將目光轉向非洲黑人并掀起奴隸貿易浪潮。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16世紀至19世紀中期，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1250萬非洲人被販賣至美洲，另有700萬人死在非洲內部的貿易路線上。在北美大陸，英國人1607年在今天的弗吉尼亞建造了第一個永久殖民地。12年后，一艘英國海盜船運來了約22至23名被俘虜的非洲人。這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批運到英屬北美殖民地并被販賣為奴隸的非洲人，他們的到來標志著北美開始進入蓄奴時代。此后，英屬北美殖民地開始了對黑人的強迫勞動。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前，弗吉尼亞、南卡羅來納等州的勞動力中，黑人奴隸均在40%以上，個別種植園的這一數字甚至高達90%。據英國議會網站數據，從1640年至1807年，英國船只運送了300多萬非洲人，主要運往英國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地。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美國的締造者們一邊將“人人生而平等”掛在嘴邊、寫入憲法，一邊默許奴隸制的存在。據統計，美國獨立時，全美黑奴人口約有70萬，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20%。此后，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在美國迅速發展，強迫勞動也成為美國廣大奴隸主發家致富的“訣竅”。據統計，到1860年，美國南部15個蓄奴州中，黑人人口達到400萬，其中383.8萬是奴隸。美國南部棉花產量從1850年的10億磅增至1860年23.7億磅，其中75%出口到世界市場，主要供應英國紡織業，美國南方則成為所謂的“棉花王國”。可以說，強迫勞動是美國實現早期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之一。美國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一書中指出，美國早期資本積累正是來自“在從原住民手中搶來的土地上迫使非洲奴隸種植的棉花”。
那么，為什么美國締造者們會允許奴隸制存在？原因之一在于他們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奴隸主，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的既得利益者。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霍頓表示，“在從喬治·華盛頓就任到亞伯拉罕·林肯就任的72年間，大約有50年是奴隸主擔任美國總統。”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當時長期允許奴隸制存在。
其次，奴隸制的廢除并未終結美國的強迫勞動行為。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頒布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在法律名義上廢除了奴隸制。然而，美國憲法仍然為奴隸制和強迫勞動留了活口，即作為懲罰，對罪犯實施強迫勞動并不違法。因此，為了彌補奴隸解放后“免費勞動力”的損失，美國南方相關州迅速興起了強迫犯人進行勞動的熱潮，甚至不惜將大批剛剛獲得解放的黑人以莫須有罪名關進監獄，再以“犯人”名義強迫他們從事各種低端、辛苦且危險的勞動。在此背景下，美國一些州政府不僅不“為民做主”，反而成了強迫勞動的幫兇，甚至干起出租犯人掙錢的勾當。比如，亞拉巴馬州在1898年有多達73%的財政收入來自“囚犯租賃”，而非洲裔美國人在這些囚犯中占85%以上。美國記者道格拉斯·布萊克蒙表示，非洲裔美國人是“囚犯租賃制”的最大受害者。據他推算，在1941年之前的80年里，僅亞拉巴馬州就至少有20萬非洲裔美國人遭受這一制度的壓迫。
進入20世紀后，這種強迫監獄犯人從事強迫勞動的行徑在美國仍然是合法的。依照美國1938年出臺的《公平勞工標準法》，監獄的犯人無權享有與普通工作者相同的保護。在此背景下，強迫犯人從事強迫勞動，無論多么惡劣和危險的勞動種類，無論通過什么脅迫手段，在美國都不算違法。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白茲·德林辛格表示，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是美國歷史上最詭異的法律之一，它雖然規定奴隸制非法，但卻留下一個很大的漏洞，就是在懲罰罪犯時奴隸制并不違法，其后果就是把奴隸制在監禁的條件下合法化了。
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又打著“緩解收容壓力、降低監禁成本”的幌子允許私人資本開設私營監獄。依照相關合同，美國各級政府必須保證私營監獄的“入住率”，一般為90%，政府則按人頭給予相關監獄財政補貼；同時，相關監獄還有權拒絕患有嚴重疾病或有重大暴力犯罪的犯人，以確保所收犯人有勞動能力且不具危險性。如果相關私營監獄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美國政府還要負責“托底”，即無條件回購相關監獄。可以說，在美國辦私營監獄完全是零風險、高收益。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美國的私營監獄必然會想方設法確保甚至擴大犯人來源，并大肆推行強迫勞動，在此過程中也不顧忌犯人的工作時間、工作環境以及是否面臨生命危險。在此背景下，美國的私營監獄大肆膨脹，強迫犯人進行強迫勞動也成為美國私營監獄的通行做法。
第三，今天的美國仍然存在強迫勞動問題。21世紀的今天，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常將“反對強迫勞動”掛在嘴邊，動輒引用其《1930年關稅法》第307條規定及其他國內法對他國進行打壓，甚至通過“二級制裁”脅迫第三國與美國一道對相關國家的所謂“強迫勞動產品”實施進口限制。但事實是，今天的美國自身仍然廣泛存在強迫勞動問題。
在美國，諸多行業存在強迫勞動現象。依照“全球奴隸指數”（GSI），美國2021年約有110萬人生活在“現代奴隸制”中。
美國的私營監獄普遍存在強迫勞動現象，在押犯人成為私營監獄運營商牟取暴利的工具。據統計，單是美國的三大私營監獄運營商，每年總利潤就達約50億美元，其中有兩家還成了上市公司。
除此之外，美國還長期存在強迫兒童和婦女從事強迫勞動的問題。法律層面，美國是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中唯一沒有批準《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現實層面，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15年至2023年，美國有記錄的違法使用童工行為（不包括未報告行為）涉及的兒童數量激增了472%，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移民兒童。另據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等機構統計，每年從境外販賣至美國從事強迫勞動的10萬人中，50%為未成年兒童。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4年11月報道，由于美國政府將入境的無陪伴移民兒童釋放給“未經妥善審查”的美國境內成年擔保人，2018年至2023年9月，共有超過32萬無父母陪伴的移民兒童在美國失去行蹤；其中，許多兒童可能被誘騙從事強迫勞動和性交易，處于被虐待、被剝削和被販運的境地。
綜上所述，從建國到現在的250年間，美國一直是強迫勞動的重災區。美國雖然在法律意義上禁止強迫勞動，也常在國際上拿“強迫勞動”說事搞事，但其自身卻從沒解決強迫勞動問題。這再一次暴露了美國的“雙標”。美國不斷將“強迫勞動”問題政治化和工具化，但它首先需要做的，是正視并解決本國的強迫勞動問題。（作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賈春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