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王虹、鄧煜兩位中國青年數學家獲得菲爾茲獎，DeepSeek等中國大模型在全球開發者生態中影響力持續擴大，宇樹科技繼續推動人形機器人和具身智能進入現實場景……數學、人工智能、機器人分別位于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先進制造的不同位置，卻在幾乎同一時間呈現中國青年科技人才集中涌現的景象。

這種變化讓人聯想起早年間兩個著名的命題：一個是“錢學森之問”，即為什么中國的學校培養不出世界級創新人才；另一個是“李約瑟之問”，即中國古代長期擁有領先的科學技術，為何現代科學革命卻沒首先發生在中國。如今，中國正在以不斷涌現杰出人才和科技成就，回答這些疑問。一些國際媒體甚至發出“反向李約瑟之問”，即一個近代長期處于科技追趕位置的中國，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重建現代科技體系，并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數學和新能源等諸多領域創造領先優勢。

“反向李約瑟之問”打破舊敘事

問題的變化，背后往往是認識的變化。中國科技自立自強不只是面對外部“卡脖子”時的應急安排，而是旨在不斷創造嶄新科技成就的長期戰略。在這一戰略引領下，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工程開發、制造體系、企業創新和市場應用等正在形成更加緊密的關聯與協同。

“李約瑟之問”是一個關于中國科技歷史命運的追問。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長期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他發現，中國在天文、數學、農學、醫學、冶金、機械和水利工程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知識，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現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為什么首先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

這一提問改變了很多人觀察中國科技史的基本方式，使他們的研究視角從具體發明進入知識生產、社會結構和制度組織等層面。后來的學者從不同角度解釋這一問題。這些解釋沒有形成唯一答案，卻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現代科學不是若干技術發明的簡單疊加。它需要穩定的“科學共同體”，需要大學、實驗室、學術出版和同行交流，需要社會為探索未知提供時間、資源和制度空間，也需要產業與市場不斷提出問題，如此等等。

后來，這個復雜的歷史命題在一些西方敘事中被不斷簡化。中國近代一段時期形成的科技差距，被升級為東西方文明差異。西方被描述為擅長理論和原創，中國則被描述為擅長實用和模仿。李約瑟原本用于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反而成為一些人證明西方科技優勢持久性的依據。

如今，“反向李約瑟之問”的出現，說明這種舊敘事已經難以解釋新現實。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工業和科研基礎相對薄弱。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規模生產，是那個階段的現實路徑。幾十年后，中國科技發展的基礎條件已經發生明顯變化。中國科技發展的路徑也由單向引進技術，轉向引進、吸收、改進和原創探索同步推進。

“反向李約瑟之問”關注的不再是中國為何錯過近代科學革命，而是中國如何在短時間內快速建立現代科技能力，成為知識、技術和產業方案的提供者。這一問題表明，科技能力不是某一種文明天然擁有的“永久財產”，后發國家也可以通過長期積累進入前沿。一個國家過去領先，并不意味著天然擁有未來；一個國家一度落后，也不意味著只能永遠追隨。

中國科技質變何以成為可能

新一輪技術革命為中國科技發展模式轉變提供了歷史性窗口。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機器人、新能源和先進制造正在加速相互融合。人工智能可以加快藥物研發，也可以訓練機器人；先進制造為科研儀器、芯片和智能終端提供支撐；產業需求不斷向基礎研究提出新問題。

中國擁有完備制造體系、超大規模市場以及數量龐大的工程技術人才。這些條件過去更多服務于規模化生產，今天則逐步轉化為技術創新的基礎。新技術可以較快找到零部件、供應商、生產線和試驗場景，實驗室成果可以快速進入企業，企業遇到的問題又可以反饋給科研人員。由此，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形成良性循環。基礎研究提出新的原理和方法，工程開發把知識轉化為產品，規模應用推動成本下降，市場反饋再促進下一輪研發……這一循環的形成，標志著中國科技生態開始由追趕型創新轉向體系化創新。

科技自立自強為這一過程提供了更加穩定的方向和目標。它強調關鍵技術和環節需要具備自主能力，科研和產業體系需要保持韌性。科技自立自強不等于排斥國際合作，也不要求所有技術都由一個國家獨立完成，而是要求在開放合作中擁有選擇權，在外部環境變化時保持持續發展的能力。

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科技的誤讀，部分原因在于他們依然一味地用“追趕”來理解中國。長期以來，西方輿論使用“模仿”“補貼”“技術轉移”甚至“非正當競爭”等話語解釋中國科技進步。但這套解釋顯然無法覆蓋今天中國科技發展的全部事實。模仿可以幫助后來者縮短早期差距，卻無法長期支持基礎數學、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機器人等多個前沿領域同時取得突破。產業政策可以引導資源投入方向，但不能自動產生高水平科研成果、復雜工程體系和全球開發者的認可。

客觀事實是，中國的科技成就和能力提升來自數十年來的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擴展、科研投入、產業積累和人才成長機制。它包含國家戰略和公共投入，也伴隨著市場競爭、個人選擇和諸多挫折。把中國科技進步全部歸因于所謂“非正當競爭”，也會削弱西方自身的判斷力，使他們忽視自身面臨的制造能力下降、工程人才不足、科研成果轉化緩慢等問題。

給全球南方國家帶來啟示

中國的科技發展實踐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參照和可能。目前，不少發展中國家與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類似，處在全球科技體系的邊緣。它們提供資源和市場，購買昂貴的藥品、設備和軟件，優秀人才又不斷流向發達國家，技術依附逐漸變成產業依附和發展依附。

但中國的科技發展證明這種位置并非永久固定。一個國家可以從教育、基礎設施、制造業等領域起步，通過長期投入積累工程能力，再逐步向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延伸。每個國家條件不同，中國發展道路不能簡單復制。但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同樣可以通過科技自立自強提升自身能力，進而參與全球知識創造。

中國對全球科技發展的貢獻，也正在由產品供給向能力供給拓展。開源人工智能模型、新能源、通信基礎設施等可以幫助降低南方國家采用新技術的門檻。不少國家需要的是價格可承受、性能可靠、能夠本地部署和維護的技術，而這正是中國的強項。更加多樣的全球技術供給，有助于降低現代化成本，也有助于減少少數國家和企業對關鍵科技資源的壟斷。

從“李約瑟之問”“錢學森之問”到“反向李約瑟之問”，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邏輯正被重新書寫。三個命題構成一條完整的歷史鏈條：曾經為什么失去領先，后來為什么缺少杰出人才，今天為什么能重新躋身前沿。中國科技自立自強帶來的質變，也可以從這個鏈條中得到理解。它不只在于某一項排名暫時超過誰，也不只在于某一家企業突然受到關注，而是體現在一個國家逐步形成持續內生性創新的能力。這種能力需要穩定、寬松和有耐心的科研環境。在此過程中，科技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相互支撐。

“李約瑟之問”留下對歷史的反思，“錢學森之問”提出對人才的期待，“反向李約瑟之問”則展示了中國科技重新出發的現實。三大歷史性命題最終匯聚到同一個答案，那就是一個國家的科技未來，取決于其是否尊重知識、珍視人才、保持耐心，并把個人創造力與完整的國家創新體系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充滿活力、開拓進取的有機整體。（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