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汽集團計劃投資2億歐元在西班牙費羅爾港建設新能源汽車工廠，預計2027年開工建設，規劃年產能12萬輛，創造含上下游共2300個本地就業崗位。由于廠區距北約的費羅爾海軍基地僅5公里，西班牙情報部門此前提出安全預警，擔憂所謂“中方企業搜集軍艦敏感信息”。不過，西班牙政府及地方部門對中企投資持積極態度，稱投資可兼顧產業、就業與國家安全，軍方異議僅為審批參考，無法律約束力。與此同時，中方呼吁西班牙給予中企公平營商環境。日前，西班牙國防部確認，將不反對中國車企投資設廠。至此，中企在西投資引發的爭議算是暫告一段落。

歐盟對華經貿政策過度“安全化”有四大表現

上述案例較有代表性，一定程度反映出歐盟國家近年來對中企投資的過度“安全化”心態。如果分門別類的話，歐盟及其部分成員國對華經貿關系“安全化”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對高技術或所謂高敏感商品實施進出口管制與市場封鎖。尤其在半導體領域，在美國施壓下，荷蘭持續收緊光刻機對華出口，極紫外線（EUV）光刻機全面禁售，深紫外線（DUV）設備、14納米以下先進制程已同步納入管控。在電信行業，此前就有消息稱歐盟打算將約束華為、中興設備的措施升級，逐步推動成員國移除中方通信設備和監控設備，中國5G產品對歐出口與落地安裝越來越受到嚴格限制。

其二，日益嚴苛地審查、阻隔中國對歐投資。如歐盟擬定中的《工業加速器法案》設置歧視性投資門檻，對單一國家行業全球產能超四成、單筆投資超1億歐元項目，須滿足六項條件中的至少四項方可獲批，包含股權限制（外資持股不超過49%）、強制技術轉讓、本地員工比例不低于50%等條款，被中方認定為制度性投資壁壘。又如限制中企對所謂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限制，中遠海運收購德國漢堡港集裝箱碼頭股權等投資遭遇高強度審查。此外，基于“安全”理由，2025年歐盟累計發起12起對華貿易救濟、3起外國補貼調查，限制中企參與當地基建投資與公共采購，等等。

其三，推動關鍵產業鏈“去中國化”與供應鏈外遷。在所謂“去風險”政策指引下，歐盟《凈零工業法案》設定到2030年歐盟實現本土凈零技術產品（即凈零碳排放，如太陽能板、風力渦輪機、電池和熱泵）40%自給目標，針對性遏制中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新版《網絡安全法》草案則要求自動駕駛、智能網聯等18個核心行業剔除所謂“高風險中方供應商”。歐盟籌備中的“團結工具”機制，計劃以財政扶持本土企業將產能和供應鏈遷出中國。

其四，加速關鍵礦產等關鍵原材料供應渠道的多元化，降低對華依賴。2025年末，歐盟修訂《關鍵原材料法案》，意圖通過財稅、市場手段減少對中國稀土、金屬原料進口。歐盟同步加快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貿協定談判，大力拓展礦產進口替代來源，與非洲、拉美等富礦國家簽訂伙伴協定，試圖擺脫對華關鍵原材料依賴等。

過度“安全化”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從根源來看，過度“安全化”是歐盟地緣政治競爭意識在對華經貿關系中的延伸。歐盟將中國定位為所謂“制度性對手”，借俄烏沖突、中美博弈、臺海議題等渲染安全焦慮，把原本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部分轉化為對立式的“安全博弈”。實際上，“安全化”政策難以達成預期，光刻機廠商阿斯麥高管就曾直言，高端設備對華限制只會倒逼中國加速全產業鏈自主研發，長期看將削弱歐洲技術壟斷優勢。

從目的來看，歐盟的過度“安全化”政策，一是為了降低商品和產業鏈對華依賴，以掌握雙邊經貿關系主動權，強化自身經濟戰略自主；二是通過技術封鎖和投資限制壓制中國高端產業升級，穩固歐洲長期全球產業競爭優勢；三是確保所謂“國防安全”，以國防安全標準審視對華經濟活動，將商業行為全面“安全化”，確保國防領域絕對安全。

然而，過度“安全化”政策帶來全方位負面影響。第一，沖擊全球化及固有經貿體系。中國和歐盟為全球最重要的兩個經濟體，其雙邊經貿交流構成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盟過度“安全化”措施嚴重侵蝕現有的經濟全球化，并破壞全球經濟秩序賴以存在的自由化基礎及穩定的產業鏈結構。第二，嚴重損害中歐各自市場利益。歐盟國家需要中國投資以促進本土制造業增長和就業，但以“安全”為由阻撓中企投資，形成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當然，過度“安全化”措施也損害中企海外投資權益。第三，削弱歐洲本土長期產業競爭力。脫離中國龐大市場，歐洲企業將喪失成本與規模優勢，降低對外競爭能力。第四，侵蝕雙邊互信。當商業合作服從安全對抗邏輯，中歐政治、社會、人文交流會因互信減少而受損，雙邊關系穩定性也將下滑。

走出過度“安全化”困境需明確路徑

合理安全關切應被尊重，但安全管控不能無邊界擴張，中歐需在安全保障與經貿發展間尋找平衡，規避泛安全化和過度“安全化”陷阱。所以，探索和明確路徑非常重要。

劃定安全審查清晰邊界。安全管控須依托國際通行規則，不能僅憑主觀政治臆測無限擴大范圍。相關措施需兼顧經濟穩定與繁榮，杜絕以犧牲產業發展為代價的極端措施。中歐產業深度互補、產業鏈高度融合，全面“脫鉤斷鏈”不具備現實可行性，單邊泛化管控容易引發連鎖地緣政治對抗，最終造成雙輸局面。

建立雙邊投資與貿易白名單制度。通過單方確認或中歐協商劃定豁免安全審查的商品與投資領域，穩定企業經營預期，遏制審查權力濫用。中方多次提議重啟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雙方可從新能源、綠色產業等互補領域先行試點，逐步擴大可信名單。

用好常態化溝通機制，設立“安全護欄”。構建暢通磋商渠道，避免安全分歧持續升級、矛盾螺旋激化。為此，雙方可強化現有的中歐官方高層對話機制，提升實際效能，化解安全分歧。2026年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落地，為雙方化解安全分歧、管控風險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

通過高層的政治引領，降低在經貿領域存在的安全信任赤字。高層政治領導人互訪和交流，對構建良好穩定的中歐雙邊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當中國和歐盟及其成員國雙邊政治交流頻密、政治領導人之間互動積極時，雙邊政治互信的鞏固為安全信任的建立奠定了最重要基礎，并將塑造中歐整體良好與穩定的關系，從而推動包括經貿交流在內的各領域關系朝良好方向發展。為此，尤其需要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領導層能為中歐領導人溝通交流做出更多努力。

總之，如果未來中國上汽集團在西班牙工廠順利推進，證明理性商業合作終能戰勝無端安全恐慌，而過度“安全化”只會損害中歐共同利益。唯有回歸經貿合作本源，厘清貿易與安全邊界，中歐經貿關系才能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