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近期在對俄、對美、對華多個方向接連遇冷，暴露出該國的被動與尷尬處境。俄羅斯外交部近日召見日本駐俄大使，就日本高層批評俄總統普京登上伊圖魯普島（日本稱擇捉島）提出強烈抗議。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長赤根智子實施制裁。對此，日本政府僅表達“遺憾”，被國內輿論質疑回應綿軟、向美國低頭。當下的中日關系更是因高市政府在涉臺問題上觸碰紅線、加速推進“再軍事化”而受到嚴重破壞。

自首相高市早苗上臺以來，日方采取了一系列頗為矛盾的外交政策選擇：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積極經營與其他所謂“志同道合”國家間的安全合作；一方面試圖通過對華、對俄強硬政策“改善”安全環境，另一方面又不斷壓縮同周邊大國保持戰略緩沖的空間。這些選擇使日本外交進入“迷霧期”，即雖然不斷推高防衛預算、賣力拓展伙伴圈子，但實際上外交空間并未擴大，戰略選擇并未增加，戰略自主也遠未實現。

戰后日本外交走的是安全依附美國、優先發展經濟的“吉田路線”。冷戰結束后，日本逐步擴大自衛隊海外活動。安倍時期，日本提出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突破戰后安全框架。如今高市政府延續這一做法，試圖推動日本成為所謂“戰略自主”的國家。但日本謀求自主的主要路徑，卻是進一步綁定美國、更深地嵌入美國主導的體系。

日本外交由此陷入第一重“同盟幻境”。自去年10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日、今年3月高市早苗訪美后，日美合作拓展至能源、關鍵礦產、人工智能、導彈聯合研發等領域。日本的邏輯是通過承擔更多安全責任、對美國更加“有用”，換取美國重視，提升自身地位并贏得更大自主權。然而現實并非如此。日本軍事體系越向美軍靠攏，對美國技術、情報、裝備和作戰體系的依賴就越深。尤其在美國不斷調整戰略、發動軍事行動、向盟友提出新的對價要求的情況下，日本很難真正影響美國決策。

日本外交陷入的第二重“平衡幻境”，是其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強化對周邊大國的競爭來換取更好的安全環境。近年來，日本甘愿充當美國所謂“印太戰略”的“馬前卒”，處心積慮在供應鏈、高端技術領域對華圍堵、設置壁壘。高市上臺后，更是在臺灣問題上拋出危險謬論，赤裸裸為軍事介入臺海預埋借口。在對俄關系上，安倍政府時期，日本曾通過經濟合作和政治互動改善雙邊關系，為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問題及和平條約談判保留空間。而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全面跟隨西方對俄制裁，兩國關系迅速惡化。日本對華與對俄的強硬政策并未給自身帶來更大安全回旋空間，反而使日本承受來自兩個鄰國更大的戰略壓力，不斷失去必要的戰略緩沖。

與東北亞相比，日本在東南亞擁有更穩固的外交基礎。戰后日本依靠貿易、投資、基礎設施、政府開發援助和技術合作逐步重建地區影響力，積累政治和社會信譽。但東盟同樣有自己的戰略邏輯，即堅持戰略自主和大國平衡。近年來，日本依托“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擴大同東南亞國家的防衛裝備合作，如向菲律賓提供海岸監視雷達、巡邏機并推動退役護衛艦轉讓，與印尼、馬來西亞簽署海上安保協定，向柬埔寨提供巡邏艇與通信設備等。但問題在于，東盟國家需要的是更多元的合作伙伴，而非新的陣營主導者。日本在東南亞擁有存在感，卻并不掌握相應的話語權。如果日本將外交信譽更多服務于大國競爭，其長期積累的地區外交資產反而可能被更快地消耗殆盡。

這是戰后日本外交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日本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一個國家在美國戰略調整時只能跟隨，在周邊大國關系惡化時缺乏緩沖，在地區伙伴都堅持戰略自主時仍投身于大國競爭，那么再多的軍事裝備和安全伙伴，也很難彌補外交空間的收窄。這或許正是當下日本外交最大的“幻境”。（作者是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專任研究員、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