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

1933年8月生，湖南省婁底市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國家中高級干部學法講師團”成員。

1978年發表《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視為法學界思想解放的標志。1979年發表《論以法治國》，開了“依法治國第一腔”。曾參與1982年憲法的制定，并多次參加1999年修憲、2004年修憲座談會，所提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等建議被采納。

1982年憲法

很好的憲法，反映了當時的認識高度

新京報：12月4日是第一個國家憲法日，打算怎么過？有沒有特殊安排？

李步云：之前接到了不少講課、座談的邀請，都跟憲法紀念日有關。但是4日，全國人大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關于立法法修改的座談會。我覺得立法法修改非常重要，全國人大的這個座談會一定要參加，所以我就沒有接受其他的邀請。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現行憲法，也就是1982年憲法？

李步云：1982年憲法是一部很好的憲法，基本反映了當時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精神和思想路線，反映了當時我們達到的認識高度。這個高度超過了1954年以前的階段，超過了1954年到“文革”這一階段，更超過了“文化大革命”時期。1975年憲法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憲法，是“文革”時搞的。1978年憲法，也沒有完全消除1975年憲法的影響。

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比如恢復了兩大原則：司法獨立原則、法律平等原則。這兩大原則1954年憲法有規定，但1975年憲法取消了，1978年憲法也沒有恢復。

新京報：1982年制定新的憲法時，你在做什么？

李步云：我當年被借調到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起草葉劍英委員長在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稿。

那時我才40多歲，精力很充沛，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就住在中南海的辦公室里。用了1個多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10篇文章，這些文章都跟憲法有關。

新京報：這些文章提出了哪些建議？有沒有被采納？

李步云：不少建議和想法后來被采納了。比如其中一篇文章《什么是公民》，“文革”時期，不少人認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以及被判刑的人員，不是公民。我建議，憲法修改應該寫入“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句話寫入了1982年憲法。

另外，1982年憲法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章節，放到了“國家機構”這個章節的前面。這也是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里提到的。我認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放在“國家機構”前面，體現出國家機關的存在是為公民服務這個重要思想。

1982年憲法的序言中，有一句話，“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這跟我提出的一個建議“黨組織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也是一致的。這個建議我最初是在《光明日報》發的文章中提出來的，十二大修改黨章時采納，也就是寫入了黨章中。1982年憲法修改雖然沒有采用相同的表述，但是“各政黨”也就包括了共產黨，體現的是任何政黨都要維護憲法權威的原則。

1999年“依法治國”入憲

論戰結束，“依法治國”獲得廣泛共識

新京報：你被評價為開啟了“依法治國第一腔”，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依法治國的觀點。1999年修憲時，你想到“依法治國”會入憲嗎？

李步云：1978年，我和王德祥、陳春龍合作撰寫的論文《論以法治國》發表后，爭論非常激烈，形成了“三大派”論戰：“法治論”，反對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論”認為，“法治”和“人治”是資產階級觀點；“結合論”認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應該結合起來。這場大論戰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引起了中央領導的注意。

1996年2月，中央領導的一次法治講座就是以“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為主題。這次講座過后不久，“依法治國”就寫入了“九五規劃”，第二年寫入了十五大報告。

十五大后，“三大派”論戰也結束了，“依法治國”已經獲得了廣泛共識。1999年修憲時，“依法治國”入憲的各方面條件已經很成熟。這次修憲前，我參加了一次座談會，看到的修憲方案中就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004年“人權入憲”

“人權入憲”有利于消除錯誤認識

新京報：1978年，你就提出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2004年“人權入憲”時，各方面條件是不是也像“依法治國”入憲一樣，很成熟？

李步云：1978年《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發表后，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和討論。有人提出，“人人平等就是不講階級性”。但1982年憲法對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做出了一系列規定，而且還提出了“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但是，1982年憲法沒有正式提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1999年修憲前，我參加座談會時，就提出了這個建議，不過這次修憲沒有采納。

2004年修憲前，我記得是在200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主持召開的一個修憲座談會上，我被要求第一個發言。我提出4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當時有人反對，反對理由主要有兩條：憲法“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章節，已經對公民的基本權利作出了規范；很多國家的憲法都沒有寫明“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這次座談會上的爭論并不激烈。最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寫入了憲法。這次修憲后，中央電視臺做了一期專題，我在節目中講了“人權入憲”的理由：不少干部認為“人權”敏感，不敢提，因為十幾年前“人權”還是資產階級口號。“人權入憲”有利于消除錯誤認識，有利于在國際上提高我國的地位和發言權。憲法的“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章節雖然對公民的權利做出了規定，但是并不等于納入了所有的公民的權利，隨著時間發展會有新的權利出現，比如“知情權”就沒有納入憲法的“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章節，但是公民的知情權理應受到尊重和保障。

憲法監督制度

憲法監督提上日程是法治重大進步

新京報：1982年憲法修改時，對于憲法監督制度是怎樣考慮的？

李步云：當時對于憲法監督制度有考慮，但是認為經驗不成熟，所以沒有涉及這個問題。1982年至今30多年來，很多學者呼吁建立憲法監督制度，否則憲法就成了沒有牙齒的“老虎”，難以維護憲法的地位和權威。30多年前，在人民大會堂，一個跟中央領導的座談會上，以及后來發表的文章中，我都提出過。

欣慰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十八屆四中全會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可見，憲法監督制度終于提上了日程，這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進步。

憲法的權威性

維護憲法權威還有不小的差距

新京報：1982年憲法實施至今已32年，你如何評價憲法的地位和權威性？

李步云：32年來，憲法的地位一直在提高。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維護憲法的權威，而且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提出了“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這是重大進步。

不過，憲法的地位雖然一直在提高，但憲法的權威性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我講課時，經常提到一個例子：美國一名首席大法官送給我的禮物就是一本美國憲法，他說他對其中的內容耳熟能詳，每晚睡覺還是會把憲法放在枕頭邊，提醒自己不能允許任何侵犯憲法權威的行為發生。距離這樣的維護憲法權威的意識，我們還有不小的差距。

新京報：當前該采取哪些舉措，提高憲法權威性？

李步云：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普法，廣泛宣傳普及憲法知識，講解憲法為什么重要，我們為什么要維護憲法的權威。比如，憲法紀念日這樣的活動。

現階段的重點是各級領導干部帶頭維護憲法，憲法的權威性才能真正樹立起來。對憲法宣誓就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形式。這雖然是個形式，但是形式反映信仰和追求。

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摘自《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