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近日發表一篇名為《“西進運動”與中東沖突》的文章，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原文如下：
盡管這并不是說今天的中國也要像傳統那樣，修筑“長城”把境外極端因素隔離在外，但這種情況的確表明“西進”戰略如果處置不當，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會面臨怎樣的地緣政治風險。
“西進運動”指的是中國的戰略重心，移向國家西面的趨勢。盡管這個概念到目前為止，基本上還停留在學術圈，國家也沒有形成正式的“西進戰略”，但向西戰略逐步地體現在一些政策之中。這種政策動向有其重要性和必然性。不過，在“西進”提升為國家戰略時，必須考慮戰略所包含的風險。
盡管類似的風險也存在其他各種戰略調整，但“西進”所包含的風險巨大，如果不當心，中國就會陷入中東沖突的泥潭。中亞和中東地區過去是埋葬帝國的地方，現在仍然是。中國如果沒有足夠精明的策略，就會很難避免重復其他大國所走過的老路。
至少有三個客觀因素驅使著中國的“西進”，它們也是學術界和政策界論證“西進”策略的主要論據。
首先，在中國的東部，與美日等大國的戰略競爭越來越激烈。自從日本民主黨在處理釣魚島問題犯了嚴重錯誤(即所謂的“國有化”)以來，中日之間的糾紛在一段時間越演越烈。再者，隨著美國近年來實行所謂的“重返亞洲”策略，中國的海洋戰略面臨巨大挑戰，范圍涵蓋從東海到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的廣袤海域。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關乎美國本身，也改變了中國周邊(海洋)國家對中美關系的認知，一些國家認為中美關系會重復往日美國和蘇聯的關系，而選擇了和美國站在一邊。同時，那些和美國有同盟關系的國家(例如日本和菲律賓)，更是利用其同盟關系，在最大程度上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的利益。
第二，中國的能源需要。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能源消費國，這種情況在今后很長時間里不會改變。中亞和中東地區是能源產地，其能源供應對中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作至關重要。南中國海是中國的生命線，中國80%以上的貿易通過南中國海。貿易當然包括能源，并且是中國進口的主要部分。能源對中國的重要性和南中國海戰略的復雜性，也促使中國希望打通西部通道，直接從陸地把中亞和中東的能源運輸到中國來。
第三，“絲綢之路”策略的確立。“一帶”指的就是陸地絲綢之路，即把中國經過中亞和中東的廣大地區和歐洲連接起來的商貿路線。絲綢之路是當代中國的大國際戰略，主要發展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絲綢之路具有廣泛的含義，包括能源商貿、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隨著“一帶”戰略的啟動，中國和中亞、中東發展中國家的交往會越來越緊密;一旦實現了互聯互通，經濟上的整合和互相依賴就會成為可能。
然而，無論是能源貿易還是互聯互通，不僅具有經濟意義，更重要的是具有戰略和外交意義。而后兩者往往超出人們理性的估算。在推進“西進”戰略時，不得不考慮到諸多國家統一和安全方面的問題。“西進”戰略的吊詭，也在于中美兩國各自的地緣政治關系的變化，及其由這些變化所引起的戰略認知的變化。
美國消退后的遺產
在中國的西邊，現在面臨的是美國力量逐漸從中東地區消退所留下來的遺產。二戰之后，整個中東地區是美國的勢力范圍，無論是政權建設還是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美國(和廣義上的西方)。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是基于其能源的需要，和對其盟國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需要的考量。1990年代的海灣戰爭，還是美國以反恐為名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占領，都和美國的能源及其他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有關。但是從近年的發展來看，美國必須改變其中東政策。有幾個因素顯得尤其重要。
首先，美國的帝國已經過度擴張，導致負擔過重。盡管美國還是最強大的國家，但在維持擴張過度的帝國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這表明美國必須收縮帝國戰線。
其次，美國在中東進行了大規模和持續的反恐戰爭，但那么多年下來，發現要消除恐怖主義因素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國調整心態，承認恐怖主義是常態，反恐是長期任務。正是這種新認知，美國要逐漸減少從事反恐的軍隊。
其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進行再工業化運動。頁巖氣的開發使用，正在有效減少美國對海外能源尤其是中東能源的依賴，美國正在快速地向能源大國轉型。二戰之后，美國的地緣政治格局的形成過程中，能源是強大的推動力。美國成為能源大國表明，地緣政治格局會出現很大變化。一旦美國不再依賴中東能源，甚至變成能源出口國，美國從中東減少軍事存在的速度必然加快。
這種地緣政治的變化對中國的陸地地緣政治意味著什么呢?很多人簡單地認為，美國從中東撤出，為中國創造了機會，填補美國撤出后的空間。然而，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美國撤出對中國會產生三個大方面的挑戰。
首先，中東的安全問題。中東整體安全構架是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到現在為止，中國在中東是“搭便車者”(free rider)，或者說，中國的總體安全是美國提供的。這當然有些夸張，但并非一點道理都沒有。美國一旦撤出，中東整體大安全構架不在，安全必然成為中東最大的問題。要建立新的安全構架談何容易?而中國在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必然面臨如何保護其在中東的利益的挑戰。
其次，美國撤出中東會是一個動蕩的過程。一旦撤出，那里的親美政權必然遭遇困難。而且，美國承受“民主”的包袱，也就是要在那里推動民主化。盡管今天中東和北非的民主化革命大多是內發的，但美國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國(和西方)在逐漸撤出的同時，也在努力推動那里的民主化運動。這里也包括幫助推翻美國(和西方)所界定的專制制度(非民主政權)的努力。這在利比亞和敘利亞的例子上表現得非常充分。當然，新生的政權更有可能是反美的。更嚴峻的是，在舊政權被推翻之后，產生的往往是失敗國家。
對中國來說，必須認識到，不親美甚至反美并不是說這些政權可能會對中國更友好。美國在中東的能源地緣政治招致當地人的不滿。現在美國走了，中國要進入。但中國在中東的能源政治，如何不招致當地人的不滿呢?這對中國是一大挑戰。但更為嚴重的是，一旦現存政權解體，新政權如何建立?建立新政權并非容易。民主(主要是選舉)可以產生新政府，但也容易推翻新政府。中東地區這些年的政局動蕩就說明了這一切。如果政局不穩，中國又如何走向中東?在過去，美國力量能夠在中東生存和發展，同美國在中東政權建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相關。中國不可能重復美國的道路，那又如何走向中東?
影響中國邊疆穩定
再次，考慮到地緣政治的影響是雙向的，中東變局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邊疆政治社會穩定。一個能夠對中國產生直接影響的，就是中東的宗教極端主義甚至是恐怖主義向中國的延伸和擴張。隨著美國的撤出，中國和中東的經濟貿易交往變得頻繁。這也必然促使兩者之間的文化、人員(商人、學生、學者等等)的交往。這應當是正常現象，也應當促進。不過，中東很多國家不能建立有效政權，甚至成為失敗國家，宗教極端主義崛起。失敗國家也成為宗教極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的訓練地。中國和這些地區的交往增加，必然受這方面的影響。從近期新疆的暴力恐怖主義事件來看，境外和境內的激進因素已經有了相當的關聯。
和新疆問題有關的地緣政治另一個重要因素來自中亞地區。在冷戰期間，這里是蘇聯的勢力范圍。蘇聯解體后，前蘇聯中亞共和國紛紛獨立。蘇聯一消亡，美國勢力就乘機進入。這個地區的政治和政府穩定性要比中東好一些，但也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個地區，政府從政治紛爭中以民主的方式產生，但民主仍然處于早期階段，穩定下來需要很長時間。如果這些政府不能引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就不能有助于民主政治的進步。
這些國家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民主很難造就穩定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低度社會經濟水平制約著民主政治品質的提升。再者，這些政府也沒有能力提供有效的社會秩序，在舊(蘇聯)體制解體后，新的體制還遠未建立起來，這經常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中東地區一樣，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經常為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提供有利空間。而這些又必然影響臨近的新疆。
盡管這并不是說今天的中國也要像傳統那樣，修筑“長城”把境外極端因素隔離在外，但這種情況的確表明“西進”戰略如果處置不當，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會面臨怎樣的地緣政治風險。
因此，問題在于如何減低和消除“西進”所能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這方面，中國也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并且也已經積累了經驗。例如，中國可以通過多邊主義，在推進經貿合作的同時，防范負面因素的影響。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就是中國和俄國、中亞國家合作的產物，意在共同反對恐怖主義、推經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近來推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是中國主導的多邊國際機構。
可以預見，中國會繼續努力推進這類組織的建設，回應新出現的挑戰。再如，中國可以和“西進”路線的大國合作，包括俄羅斯和印度，一方面減低大國之間對地緣政治影響的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大國合作來協調這些區域的安全。例如中國可以和大國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合作，通過鼓勵穆斯林溫和派文化來約束中東地區的宗教激進主義。
從目前的情況看，還不能確定上述這些可能的舉措，是否能夠應付美國逐漸從中東退出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大變局。總之，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由陸地地緣政治大變局所帶來的嚴峻挑戰。要應付這些挑戰，需要尋找新的戰略和方式。“西進”過程中既要防范國家越來越不安全，更要防范在美國“撤出”后深深陷入美國那樣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