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行的壓力首先來自需求疲軟，但進一步看則是在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和產業勞動生產率結構性失衡是投資需求不足和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深層次原因，而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間勞動生產率結構均衡主要是供給方面的問題，扼制下行，從根本上來說需要從供給側入手。

解決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要求在體制上必須加深、加快改革。從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入手，一個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條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創新，要深入推動市場化進程，要明確企業和勞動者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加快法治化的進程。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近日在參加2016金融改革與創新高級論壇暨北京大學曹鳳岐金融發展基金第五屆頒獎儀式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新命題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傳統的以需求管理為重點的宏觀經濟政策遇到極大局限，根子是結構性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中國經濟失衡的根本出路。

新常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命題

劉偉指出，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迫切需要。“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37年迅速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了新起點，新階段。去年中國GDP總量已經達到67.7萬億元，按匯率折算美金14萬億，占全球GDP比重大體是14%。從改革開放初期占全球比重1.8%，上升到14%，從排在世界十名開外，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變化是巨大的。”

我國人均GDP水平去年達到7900多美金，達到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而改革開放初期人均GDP不到200美金，是世界低收入的窮國甚至溫飽都沒有解決。

劉偉認為，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就有這個階段的問題。“我們面臨著一系列約束，社會發展條件也發生了系統性的深刻變化。”

從供給方面來說，國民生產總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資源成本、環境和生態成本、技術創新的成本等都大幅提高。這就要求增長方式必須改變。從需求方面來說，我國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從過去的旺盛變為疲軟，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變為產能過剩。約束我國經濟條件的兩個基本方面，無論是供給還是需求都發生了系統性的變化，這就要求我們要做出根本性調整。在這種調整過程中，我們既面臨著新機遇，也面臨著新挑戰。

如何適應這種新情況？中國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會出現一系列復雜的，甚至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一些矛盾和狀況，怎么認識它？對于這個過程，我們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開始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從9%以上的平均增長速度開始回落，從所謂的高速轉向中高速，中速。當時，我們提出中國經濟進入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期，大家覺得換擋期時間不應該很長。耐心等待了一段時間后，發現這個情況不是短暫換擋的問題，而是很復雜的長期問題。后來經過進一步的總結和分析，我們提出不僅是換擋期，而是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還有前一段反金融危機成本的消化期。其中，結構調整是存量，調整起來麻煩比較大。

三期疊加問題如果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加快，或者事態明朗的話，應該在不長的時間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變化，后來這個變化在人們期待過程中不是很明顯。我們進一步提出新常態，就不是短期的問題，恐怕是新階段，新起點上的一種常態了。我們對這種復雜局面的認識，從換擋期到三期疊加，然后再到新常態，是逐漸深入的。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應對呢？我們提出了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命題。

當前宏觀經濟失衡根子在結構性矛盾

劉偉指出，這個命題之所以提出，首先從宏觀調控層面，從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就需求管理來說，遇到了極大的局限。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突出特點，用一句話來概括，叫做既有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可稱作“雙重風險并存”。

在改革開放30多年里，從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將近20年的時間，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基本特點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經濟短缺，主要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要求宏觀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長期采取緊縮性的政策。1998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在中國出現，國內出現需求疲軟。從2010年底開始，除了個別年份，中國經濟需求疲軟，產能過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遏制經濟下行，應對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從1998年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放棄了堅守20年的長期緊縮的宏觀政策。2008年第四季度，為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我們提出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刺激經濟，擴大內需。

從2010年底，我們宣布從反危機的政策軌道率先退出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出現了和過去不同的新現象。我們在歷史上先后發生的兩種失衡，通貨膨脹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同時發生了。這就使得從需求管理來說，我們遇到了很大的麻煩，我們既不敢全面刺激需求，也不敢全面緊縮需求。全面緊縮可能有利于遏制通貨膨脹的加劇，但是有可能加劇經濟下行的風險。全面擴張則有可能遏制經濟下行的動力，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它有一個把潛在通脹激發為現實通脹的威脅。

因此，從需求方面進行管理，無論是擴張，還是緊縮都有它的不確定性，甚至有極大的風險。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了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首先作為宏觀調控方式的話，從供給方面出發解決問題。供給側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是企業。從供給側入手管理，政策作用對象主要影響的是生產者和勞動者，也就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的創新力和效率，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從供給側入手一個基本的著眼點。

宏觀經濟之所以有雙重風險并存，之所以傳統的以需求管理為重點的宏觀經濟政策遇到極大局限，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的雙重風險并存的局面不是總量失衡問題，總量失衡是一個現象，根子是結構性矛盾。

現在既有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也有經濟下行的威脅。通貨膨脹有兩個動力，一個是需求拉上，一個是成本推動。所謂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去年人民銀行公布的廣義貨幣M2是136萬億，GDP是67.7萬億。為什么有這么大的需求拉上的潛在拉力？第一位是外匯賬款，這是中國國際收支結構長期嚴重失衡的結果。這種國際收支結構失衡的根源則源于我國的產業結構決定的貿易結構與世界經濟格局間的矛盾，這種產業結構及所規定的貿易結構的改變，主要也是供給側的變革。再看成本推動的壓力，投入產出結構和變化要素成本結構不匹配，要素成本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投入產出整個方式和結構和變化的要素成本之間難以協調，這樣消化不掉日益提高的成本，就形成了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巨大的壓力。所以中國潛在的通脹壓力，無論是需求拉上，還是成本推動來看都是結構性的原因，在這里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謂的經濟下行，關鍵是需求疲軟，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就投資需求疲軟而言，統計數字非常清楚，改革開放以來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平均每年增長20%多，從2013年到現在也就是10%多一點，形成一種趨勢性的狀態。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產業結構升級沒有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擴大投資規模的話，就等于在低水平的基礎上重復建設，重復投資。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就是制造新的泡沫。

再來看消費需求。對于中國這個有13.7億人口的大國，消費增長應該是非常穩健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經從平均14%、15%的水平下降到了10%多一點，并且也形成了一個態勢。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無論是宏觀上，還是地區之間、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結構上，亦或居民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上，出現了多層次的收入分配的扭曲。而收入分配的結構性扭曲，導致了全社會消費傾向嚴重下降。這樣就使得我們消費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匹配，形成了所謂的消費品產能的過剩，消費需求的疲軟。

可見，經濟下行的壓力首先來自需求疲軟，但進一步看則是在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和產業勞動生產率結構性失衡是投資需求不足和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深層次原因，而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間勞動生產率結構均衡主要是供給方面的問題，扼制下行，從根本上來說需要從供給側入手。

供給側改革要求體制上必須加深、加快改革

中國經濟下行之所以成為態勢，需求疲軟，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分析下去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結構性矛盾。因此，中國現在要實現均衡、持續、有競爭力的增長，解決現在雙重風險并存問題，光靠一般性的總量需求管理的政策的松緊搭配，雖然能緩解矛盾，但是不能解決根本矛盾。要解決根本矛盾，需要從供給側，從活躍企業，提高企業的創新力，從加大勞動生產率，勞動者的積極性提升的水平，這樣的角度改變我們的生產質量。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效率的提升推動整個產業結構的改變，結構的改變是效率改變的函數，而效率的改變一定是企業創新和勞動者生產率提高的函數。這恰恰就是供給側管理的著眼點以及供給側改革達到和希望達到的結構性調整，從而解決中國經濟嚴重失衡的根本出路所在。

從供給側改革，影響的是生產者和勞動者，通過影響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效率，改變經濟結構提高整個經濟的質量，改善供給，調整供給結構。解決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要求在體制上必須加深、加快改革。從供給側入手解決結構性矛盾，政策著眼點是影響生產者和勞動者等微觀主體，如果不加強市場化，不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對企業的權利，對勞動力的權利，對私權有進一步系統的保護，對它的利益和產權關系，有進一步的界定，切實保護市場主體的自主權，勞動者的選擇權，市場競爭的自由度的話，很可能一系列所謂供給側管理的引入會導致政府對企業權利的全面否定，導致整個經濟從市場化程度上大踏步后退，導致整個調控倒退集權、政府行政化的管理。

從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入手，一個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條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創新，要深入推動市場化進程，要明確企業和勞動者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在政治體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治建設，特別是法治化的進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推動市場化的進程，規范政府公權，尊重私權，規范公權，推動市場化，維護市場主體正當的競爭權利，這是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改革要求的兩個最基本的制度條件。一個是經濟制度市場化，一個是政府制度法治化。如果這兩方面滯后的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

我們從供給側入手解決結構性矛盾，解決結構性矛盾必須推動經濟政治深入改革，推動市場化和法治化，把這三組概念加在一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成了中國現在極其特殊的歷史內容。